范源廉（1876—1927），字静生，湖南湘阴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范源廉于1899年至1906年，先后赴日本的高等大同学校、弘文学院、高等师范学校留学，其间积极参与并倡导各类留日学生的教育活动；1906年开始就职于清朝学部，执掌清末教育事务；1909年开始主持筹建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近代大学；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三度出任教育总长。他是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主要缔造者之一。
近年来，国内学界已开始涉及有关范源廉的研究，但对其留学日本的具体经过及相关活动、其回国后对中国近代教育制度创建的影响等问题，尚且论述不足。本文拟借由考察范源廉这一“媒介”，揭示近代中日两国在教育领域的密切交流与关联。
一、范源廉的日本留学经历
关于范源廉留学日本的具体时间及学校等情况，各方史料记述不一。范源廉著，欧阳哲生等编：《范源廉集》中记述范源廉“1901年秋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但范源廉回国后的就官档案中却记载其“留学关系”为“日本弘文学院留学”；日本法政大学校长梅谦次郎在1905年的《为法政速成科雪冤》一文中称“法政大学学生范源廉”，但笔者详查法政大学《法学志林》（1903—1906年）各期所载该校各类毕业生、在校生名单，均无“范源廉”。有鉴于此，笔者依据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相关档案，查阅当时日本方面的相关报道，并以范源廉亲友的回忆作补充，查证了范源廉留学日本的经过。
范源廉先生
1.首次留日（1899—1900）——高等大同学校
范源廉于1898年3月考入湖南长沙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入学后，范源廉便参加“湘抚陈公累有资遣学生出洋留学之考试……得列名于游学外洋之籍”，但终因戊戌变法失败、时务学堂停办而未能成行。1899年6月，范源廉与唐才质、蔡锷一道考入上海南洋公学，随后受逃亡至日本的梁启超之函约，“与同学李穆（宾四）君秘密筹集旅费各数十元，相偕东渡”，开自费赴日留学之先河。
范源廉抵日后，“初居横滨数月，旋赴东京受学于大同学校，补习科学及日英文字”。当时的留学生活颇为艰苦，据梁启超回忆：
……有十一人相约出来找我……他们来了之后，我在日本小石川久坚町租了三间房子，我们十几个人打地铺，晚上同在地板上睡，早上卷起被窝，每人一张小桌，念书。那时的生活，物质方面虽然很苦，但是我们精神方面异常快乐，觉得比在长沙时还好。在那个时候主要的功课是叫他们上日本学堂。我除了用以前在时务学堂教书的方法让大家读书作札记之外，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预备日本话同其他几种普通学——如数学。
继而，1899年９月，范源廉入读梁启超在东京创办的高等大同学校：
乙亥（1899年）9月，梁启超从横滨华商郑席儒、曾卓轩等处筹到3000元，在牛込区东五轩町设立高等大同学校。就学者是此前湖南时务学堂的旧学生林锡唐（述唐）、秦鼎仪（力山）、范源濂（静生）、李群（彬四）、蔡艮寅（蔡锷）、周宏业（伯勋）、陈为璜、唐才质（法尘）、蔡忠浩、田邦璿、李炳寰等十余人，横滨大同学校的学生冯自由、郑贯一、冯思乐、曾广勷、郑云汉、张汝智等7人。梁亲任校长，日本人柏原文太郎任干事。……1900年夏秋，唐才常在汉口举义……由于汉口事件失败，学校经费不足，面临解散。日本人柏原文太郎从日本政党处募得捐款，在小石川区建了新校舍，更名为东亚商业学校。
1900年6月，范源廉得知唐才常欲在武汉起义，遂回国观察形势，不料起义被事前泄露而败。范源廉因受牵连而遭通缉，遂携其弟范旭东第二次赴日，兄弟二人“同肄业东亚商业学校”，如上文所载，“东亚商业学校”即更名后的高等大同学校。
2.再度留日（1900—1902）——弘文学院、高等师范学校
范源廉从梁启超创办的高等大同学校毕业后，入读嘉纳治五郎创办的弘文学院。当时弘文学院的日语教师松本龟太郎回忆称其1903年初在弘文学院教授日语时，范源廉便在该校。另外，清政府于1907年8月设立“宪政编查馆”时，官报登载该馆职员中载有“氏名・范源廉……留学关系・日本弘文学院留学”，该史料足以证明范源廉确曾留学于弘文学院。
随后，范源廉被推荐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就读。1902年3月14日（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五），时任驻日公使蔡钧致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的推荐函为：
拜启陈者本大臣顷据横滨广帮商人职员罗廷琛具保禀送学生阮淦鎏自备资斧求送贵国高等师范学校。又钱监督恂报送湖南学生范源廉亦自备资斧求入高等师范学校。本大臣查该生等均有体面官商作保，自必安详笃实，堪以造就。为此，专函奉，恳请烦贵大臣查照转咨文部省，照准该生等即日入学，是为至荷。顺颂日祉大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阁下蔡钧谨具中二月初五第二十四号
计开：阮淦鎏：1名，年19岁，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人
范源廉：1名，年26岁，湖南省长沙府湘阴县人
范源廉就读于高等师范学校期间，受到1902年5月赴日考察教育的吴汝纶赏识，被推荐回国任教兼做翻译。于是，范源廉未毕业而提前回国，自1902年下半年至1904年1月，一直担任京师大学堂服部宇之吉等日本教习的翻译和助教。
3.三度赴日（1904—1906）——留学生监督
1904年1月17日，范源廉以留学生监督的身份再次抵达日本。当时，驻日公使杨枢曾专就此次留学生事宜致信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
敬启者现准敝国管学大臣张荣奏派官费学生余棨昌等三十一人、咨送自费学生施恩曦等五人同赴贵国游学。并由管学大臣札委留学生吴振麟、范源濂随时照料该学生等。兹据京师大学堂教习章宗祥带领该学生等于中历十二月初一抵东京，即日送该学生等同入第一高等学校。相应开列名单函达贵大臣，即希转咨文部省查照办理。专此奉布，敬颂时祉大日本外务大臣男爵小村寿太郎杨枢谨具附上名单一件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
1904年2月13日，张百熙、孙家鼎、荣庆联名致信感谢日方，其中提到了范源廉在此次留学中的主要职责：“……吴君振麟、范君源濂，敝处嘱其照料学生。将来如有关涉学务重要事件，应由两君函告敝处定夺。倘寻常细事，两君可承敝国杨钦使之命，就近与狩野君酌办。亦望转告文部及狩野君为恳。”翌月22日，日本驻清公使内田康哉向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提交了报告“京师大学堂派遣留学生之件”，其中亦称：“委托吴振麟、范源濂二氏为留学生监督。”可见，范源廉1904年以后的在日活动均基于留学生监督的身份。
与此同时，清政府于1905年12月设置学部，任命严修为右侍郎。严修于1902年、1904年两次赴日考察，其间结识范源廉并对其甚为赏识，遂推荐范源廉任学部主事。“其时先生于东京高师尚未毕业也。校长嘉纳氏闻之其事，力劝先生入京，并赠以毕业文凭”。
于是，范源廉结束了留日生涯，回国进入仕途，参与并主导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创建工作。
二、范源廉与中国近代师范教育之初建
范源廉在留学日本期间，曾经积极参与留学生的师范教育，回国后继续致力于中国近代师范教育的创建事业。
1.参与留学生的师范教育
范源廉于1899年首次赴日留学后不久，曾因病入东京某病院治疗。其时，范源廉便立下了从事师范教育的志愿：
适所居某病院正当东京市立某小学左邻，开窗眺望。即见无数天真烂漫学童，时于广场运动游戏，精神活泼，行列整然，琴韵铿锵，歌声悦耳。先生为之感动，穆然神往，于是学师范治教育之志愿终身不复动摇矣。
范源廉献身于教育事业的第一步，便是参与中国留日学生的师范教育。众所周知，当时接受留日学生最多的是弘文学院，该学院专为赴日的中国留学生开设了师范班。“自光绪壬寅以后，日本弘文学院嘉纳治五郎有各省速成师范班之设立。……弘文学院之师范速成班，初只以六月为毕业期，后展至一年，更增定一年有半”。当时，赴弘文学院接受师范教育的中国留学生并非少数，他们来自全国各地，见表1。
表1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生、师范生的生源地（1902年度）
省别 |
广东 |
湖北 |
湖南 |
江苏 |
浙江 |
四川 |
速成师范生人数 |
23 |
12 |
11 |
9 |
5 |
1 |
师范生人数 |
2 |
20 |
7 |
6 |
3 |
— |
资料来源：[日]邵艳、船寄俊雄：《清朝末期留日师范生的教育实态研究——以弘文学院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为中心》，《神户大学发达科学部研究纪要》10（2），2003年3月，第78页。
据当时弘文学院的日语教师松本龟太郎回忆称：
1903年初，余赴嘉纳氏的弘文学院，教授日语。……翻译是范源廉、张继、任传榜等，他们不仅是教学翻译，且尽力沟通学生与院长及教师之间的思想，作用莫大。
可见，在当时的留学生师范速成教育中，范源廉不仅单纯担任翻译，而且参与了其他教育事务，发挥了重要作用。
1904年，严修第二次访日，曾与范源廉面谈约两个小时。范源廉针对当时的速成师范班提出了如下建议：
速成师范第二期当略仿四川新班之意，就普通而别专门。普通者，心理学、教育学、教授法、管理法、编纂教科书法，此为必修科。专门者分数类，汉文优者入国语汉文科，或地理历史科。数学优者入数学理化科。他如音乐、体操、手工之类，各就所长而分习之，各一年为期，归后则于每府开速成讲习所。即以此卒业生为讲师，不过二三年，教员不可胜用矣。
此外，范源廉还积极参与了女留学生的师范教育活动。1905年7月，范源廉率领一批中国女留学生入读日本女教育家下田歌子创办的实践女学校学习。据当时的杂志《东洋》记载：“昨年七月，清国湖南湖北地方之女学生入实践女学校者二十人。……更招聘学生监督（范源濂）、……”这20名女留学生最年少者14岁，最年长者49岁，其中有母子、姐妹，还有“大叔母”，课程包括普通科（后成为速成中学科）、速成师范科（学制一年）、速成师范工艺科（6个月），宿舍是范源廉不辞劳苦从湖南筹得3000日元新盖的。“作为这批湖南省留学生之中介及监督的日本留学生范源廉，也主要为下田校长在修身课上的讲话做了翻译”。
另据范源廉之弟范旭东回忆：
吾兄于教育，初无男女重轻之歧视，甲辰回湘，倡议送女生赴日习师范，奔走月余，得许玉屏、俞经贻诸君之助，集女生十二人，年龄自十五至五十余岁不等，率之东渡，途入东京实践女学校，日一往视，无间风雪，迄今犹为人称道勿衰。国中送女生出洋留学，盖未有先于此者。
可见，在留学日本期间，范源廉既是师范留学生教育的翻译者，同时也是师范留学生事务的参与者，更是师范留学生的筹备与组织者。
2.投身近代师范教育之创建
范源廉留日回国之后的第一个任务，便是参与京师大学堂的教育教学工作。1902年5月，即将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当时“范源廉为日本高等师范学校留学生，吴汝纶对其学识予以好评，并向时任管学大臣张百熙推荐其为日语教习兼日本教习之翻译”。1902年8月末，日本教习服部宇之吉来华就任京师大学堂文科总教习，范源廉担任其翻译、助教。当时有报纸报道称：1903年4月30日，范源廉曾组织京师大学堂学生协商清政府向俄国割让东三省的对策，“是日，仕、师两馆鸣钟上堂，来者二百余人。首系范静生助教演说利害，我辈宜阻此举，并述岩谷先生讥学生等语。是人素有血性，言至痛哭流涕”。
范源廉本人也回忆当年京师大学堂的情况称：“服部博士对于中国师范教育，可以说是很有关系的。十八年前北京大学内设“师范馆”教育学一科，就是服部博士教授。当时我从日本回国，为服部先生译述讲义，教中国学生，相处有半年之久。现时忆起当时情形，恍如昨日一样。将来如有人作中国教育史，叙述师范教育的起源，第一页就应当从服部博士所曾尽力之事业说起，是无可疑的。”范源廉不仅见证了“师范教育的起源”，而且直接参与谱写了中国近代师范教育的第一页。
范源廉于1906年就职于学部后，又直接参与了我国师范教育体系的创建工作。范源廉之弟回忆称：“师范教育为吾兄生平所研究注重者，其年秋，学部特令筹办优级师范学堂，中国师范教育实肇基于此。越二年，始建校舍，规模渐备。”
进而，范源廉还直接领导了我国第一所师范大学的创建及运营工作。1923年7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师范大学。1924年1月，学校董事会成立，董事为梁启超、张伯苓、范源廉等九人，范源廉同时被任命为首任校长。范源廉任职期间，在全国率先建立了董事会制度、系主任轮流担任校长制度，整顿教学与管理。虽然其在北师大校长任内实际未及一年（1924年9月即因经费、政治等原因提出辞职），“但对北师大的初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校校长范源廉就职典礼
师范教育是培养教育者的教育，是教育发展的基础与关键。范源廉及其留学日本的经验，在中国近代师范教育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范源廉与中国近代法政教育之嚆矢
范源廉还利用其留学日本的机会以及回国后的职任，积极参与了中国近代政法教育的创建与拓展。
1.倡导留学生的法政速成教育
范源廉不仅有志于师范教育事业，同时也颇为重视法政教育。范源廉曾与当时的留日学生曹汝霖商讨：
我学师范，回国后拟在教育方面致力，君学法律政治，回国后当然在那方面有所贡献。惟政治不良，教育亦无从着手，两者相辅而行，政治比教育还要紧。但人才缺乏，又不能立刻造就，我来与君商议，想在日本办一速成法政班，虽不完全，总比没有学过的好。
于是，1904年3月，范源廉由当时在法政大学留学的曹汝霖引荐，面见法政大学校长梅谦次郎，建议设立“法政清国留学生速成科”。该速成科于同年5月正式开课，范源廉积极参与了速成班开设初期的各项工作。
第一，亲自承担翻译工作。
速成科成立初期，课程均由日本教师讲授、中国留学生现场翻译。法政速成科开学后，“静生任两门翻译，宪法及行政法”。此外，范源廉还担任速成科留学生活动的日常口语翻译，如在1904年10月1日的“法政速成科恳亲会”上任首席翻译。
第二，参与翻译人员的联络组织工作。
范源廉最初向梅谦次郎提出建议时，梅校长就与其约定好：“教师由我约请，……翻译由你们去约。”范源廉即负责联络速成科的翻译人员。另外，当时速成科的讲义是由日本教师编写、留学生翻译的《法政速成科讲义录》（1905年2月5日开始发行）。范源廉虽然并非该套讲义的笔译者，但其当时任留学生总会副干事长，“最有声望”；而且，范源廉曾于1904年8月4日与杨度、曹汝霖、黎渊、蹇念益等留学生聚会“议如何改良国之法政”，而上述四人均为《法政速成科讲义录》的笔译者。因此可以断定，“法政清国留学生速成科”的笔译工作也定是由范源廉联络组织完成的。
第三，参与速成科的设计、管理工作。
范源廉先是参与了速成科的学制设计。最初，范源廉建议学制为一年，梅校长则有所顾虑，最终虽勉强同意，在《法政速成科规则》中规定“法政速成科修业年限一年”，但在向文部大臣提交的申请报告中却留有一定余地，写道：“为外国人设置法政速成科，其修业年限为一年以上、二年以下。”速成科开学半年后的1904年9月，范源廉根据实际教学情况，也认为一年时间较短，即向梅校长提出：“希望延长至一年半。”根据其建议，法政大学于同年11月修改《法政速成科规则》，将速成科学制改为一年半。此外，范源廉还参与了具体的教学管理工作，如1904年10月18日速成科新学期开学时，范源廉继法政大学校长梅谦次郎、清国驻日公使杨枢之后，在各班做了“训示演说”；1904年12月，范源廉在“法政速成科恳亲会”上作为清国留学生代表用日语致辞等。
也就是说，时任“留学生监督”的范源廉通过倡议设立“法政清国留学生速成科”，在日本开启了中国的近代法政教育。
2.大力推动国内法政教育
范源廉于1905年12月底回国后即供职于学部（至1909年3月末任“员外郎”），并在清政府1907年8月设立的“宪政编查馆”（负责预备立宪的各项工作）中任“二等咨议官”。在范源廉供职于学部、宪政编查馆期间，中国的近代法政教育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前期委托日本法政大学代为培养中国近代新型法政官员，后期则重点在国内建立自中央到地方、自官立到私立的法政学堂。
第一，继续派员赴日本法政速成科留学。
1905年4月，清政府新设“进士馆”（原“仕学馆”并入其中），规定凡35岁以下的新进士均须入该馆肄业。然而，由于学员中半数赴日留学，加之清政府下令自1906年停止科举考试，导致“进士馆”生源乏人、难以为继。于是，1906年8月26日，学部奏请“进士馆变通办法派遣学员出洋游学”，建议将新进士一律送往日本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1904年入馆进士之内班生（住校生）送入政法大学补修科，其外班生（走读生）选送入法政大学速成科；其经费由学部于进士馆经费中拨付。日本法政大学出版的《法学志林》中亦载：
清国北京进士馆此次改革制度，结果举其学生（进士）托于我法政大学，施以法政教育。先由进士馆教头严谷博士与法政大学交涉，进而经由清国学部与滞留（北京）之梅总理熟议，此次愈获清国公使馆正式发行之入学介绍信，故入补修科37人、入另行记载之（速成科）第五班58人、合计95人。
在进士馆全员“移交”法政大学的过程中，先“与法政大学交涉”的进士馆教头严谷博士曾任职于京师大学堂，范源廉为其翻译、助教，两人素有交往；在清朝学部与梅校长的“熟议”过程中，身为“法政清国留学生速成科”发起人、参与人的范源廉恰供职于学部。由此可见，范源廉回国后，仍然在近代中日法政教育交流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在中央设立“京师法政学堂”。
将“进士馆”全员派往法政大学后，学部于1907年2月建议利用该馆房舍设立“京师法政学堂”，其中预科、正科分习法律、政治，每年考选二百人；别科专门教授35岁以下之在京各级官员，为速成科，每年考选百人。
第三，在各省普及设立官立法政学堂。
早在1905年3月，修订法律大臣吴廷芳便建议在各省“课吏馆”内设立“仕学速成科”，“课程一切参照大学堂章程内法律学门所列科目及日本现设之法政速成科办理”。1906年7月，学部进一步督促各省“一律添设法政学堂，令前项贡生员各习裁判理财之学”。于是，各地政府内原有的“课吏馆”纷纷改组为法政学堂，其设置情况由“宪政编查馆”负责考核，范源廉彼时恰任该馆“二等咨议官”。1909年，“宪政编查馆”向各省政府下达了“考核各省咨报法政学堂办理情形文”，其中总结道：“凡捐纳保举两项之道府同通州县以及佐杂各员……一律具入法政学堂。”1910年5月，学部再次下令各省，要求：“京外现设及将来续设法政、法律各学堂次第扩充。”
第四，在各地推广私立法政学堂。
清政府原本不允许各地私习法政，《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1904年1月颁布）中曾明令：“私学堂禁专习政治法律。”然而，清政府于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1909年在地方及中央实施选举后，所需司法人才骤增，仅官立法政学堂已显不足。基于上述人才需求，范源廉率先于1909年在北京开办“尚志政法讲习所”，1910年改为“尚志法政专门学校”，开北京私立法政学校之先河。同时，范源廉供职的学部于1910年6月宣布：“准予各省私立学堂专习法政”，并根据“日本私立大学讲求法政皆在东西二京”的经验，要求“所有各省私立法政专门学堂应在省会地方”。同年11月，学部再次上奏，宣布：“凡繁盛商埠及交通便利之地，经费充裕课程完备者，一律准予呈请设立法政学堂。”由此，私立法政学堂进一步扩大至省会之外的各个地方。
上述师范教育、法政教育的创建及发展，满足了近代中国对教师、官员这两类人才的迫切需要。而范源廉及其留学日本的经验，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近代教育家陈宝泉曾在追忆范源廉时称：“师范之资，政法之薮，嘉纳梅谦，为公良友。”范源廉之弟范旭东亦称：“吾兄平时主张兴教育为救国不二法门，至是乃排除万难，决然与彼邦宿学之士如梅谦次郎、嘉纳治五郎辈详商，仿日本维新时成规，在东京创办速成法政、师范诸科……为中国空前未有之盛举，亦即近二十年来全国教育及法政之胚胎也。”
综上所述，范源廉既是清末留学生教育的“硕果”，又成长为留学生教育的“推手”，进而成为中日教育交流的“媒介”。可见，在近代中日两国之间，因着留学生及其所担当的教育交流活动，而形成了共同的“教育基因”。这一共同“教育基因”，构成了中日之间的内在纽带，在近代初期的中日两国关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作者：臧佩红，来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