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出版是教材管理体制中的重要环节，关系到国家教材管理的质量，影响着国家教育发展水平和国家综合治理水平与综合国力。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北师大出版社”）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涉足基础教育教材出版。其所出版的“五四”学制教材（以下简称“北师大版‘五四’学制教材”）因与学制改革实验密切关联，在我国教材建设历史中占有独特的历史地位。
北师大出版社作为大学出版社和我国基础教育教材出版格局中的重要力量，对教材出版历史事件进行回溯、梳理，进而把握出版历史发展脉络，提炼经验，是一种具有历史情怀与责任感的研究行为，将为教材出版及教材管理体系的建构与发展提供重要的历史镜鉴。
一、关于“五四”学制教材
（一）“五四”学制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中小学学制经历了多次变化。1980年12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教育部应当尽快提出学制改革方案，确定统一学制”。与此同时，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北师大”）积极恢复各种教改实验。198年，时任北师大副校长肖敬若发起成立了学制研究小组，明确提出了“五四三学制”设想，即小学五年、初中四年、高中三年，在北师大实验小学和北师大第二附属中学开始实验，并着手编写实验教材。1983年，全国教育规划会议确定对“五四”学制的研究与实验为国家教委重点科研项目，委托北师大、课程教材研究所、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共同组成课题组，承担研究任务。1989年，原国家教委提出推进“五四”学制改革实验，实验规模进一步扩大到全国很多地区。目前，我国仍有部分地区采用“五四”学制。
（二）北师大版“五四”学制教材缘起于教材多样化改革的时代需要
20世纪80代，国际上各个主要国家纷纷开展课程改革，以应对21世纪的挑战，世界性的课程改革对我国的课程与教材改革的兴起是“一股不可低估的推动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草案）》自1986年7月1日起施行，该草案对义务教育课程教材改革提出了要求。1986年，原国家教委成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权威性的教材审定机构——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及其下属的各学科教材审查委员会，同时颁布了一系列课程管理的重要文件，实现了教材的编审分开，从“国定制”转变为“审定制”。
在“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下，原国家教委委托不同机构编写教材。这一次编写的教材被称为“八套半教材”。所谓“八套半”，即“八套九年义务教育教材和一套小学复式教学教材的建设体系。复式教材由于没有初中部分，被视为‘半套’”。“由于北京师范大学在‘五四’学制方面一直有相关的研究和实验，因此由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肖敬若先生挂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负责编写一套‘五四制’教材。”因此，北师大版“五四”学制教材是“八套半”教材中“八套”的组成部分之一。
1988年5月6日至11日，原国家教委在山东省泰安市召开全国义务教育教材规划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北师大版“五四”学制教材作为重点教材之一被列入全国统一规划。
1988年8月，《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编写规划方案》［原国家教委（88）教中小材字004号］颁布实施，该方案提出“把竞争机制引入教材建设”，“编写教材提倡专家、编辑、教学研究人员和教师三结合”。这样，从政策上规定了本次教材编写与出版的“关键词”：统一审定、多样化、竞争机制、三结合编写队伍。
（三）北师大版“五四”学制教材
1985年，北师大成立中学教学研究中心，由闫金铎、陶卫牵头研制“五四”学制教材。1988年，原国家教委正式委托北师大编写“五四”学制成套教材，并列为国家中小学教材建设项目。
同年5月14日，由原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中小学教材办任命，北师大成立了“五四”学制教材编写委员会，顾明远、许嘉璐任领导小组组长，闫金铎任总编辑，聘请专家、教师、教学研究人员和北师大出版社编辑等组成300人编写队伍，编写小学8个学科、初中13个学科教材，并根据教学实际需要陆续配有幻灯片、图片、卡片、录音带等。1990年1月15日，北师大出版社成立“五四”学制教材编辑组，正式启动“五四”学制教材出版。1992年，根据“关于颁发《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编写规划方案》的通知”，原国家教委基础教育课程教材研究中心委托北师大组成九年义务教育教材编写委员会（以下简称“总编委会”），组织编写面向全国大多数地区适合一般水平学校使用的小学五年制和初中四年制的教材（见图1）。
图1 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课程教材研究中心委托书
“北师大版‘五四’学制教材第一版于1988年8月25日—9月1日交付终审；1989年9月开始在山东省‘五四’学制学校试用，随后在湖北、黑龙江、河北、河南、内蒙古等地实验区进行实验。”1992年，经国家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通过，1993年秋，在全国发行、使用。1999年，教育部颁布了各科新修订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和初级中学各科教学大纲（2000年正式出版），北师大版“五四”学制教材总编委会组织人员按新修订的大纲修改教材。受21世纪第8轮课程改革的影响，2006年12月2日，“五四”学制教材总编委会召开“五四”学制教材总结会，为北师大版“五四”学制教材的编写与出版画上了句号。
二、北师大版“五四”学制教材的编写特点
（一）编写队伍特点
总编委会聘请了各学科教材教法专家，由来自北京、天津、山东、黑龙江、湖北、辽宁等地的教授、研究员、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和出版社的编辑人员组成编写队伍；聘请山东省教学研究室组织教材审查。以小学语文编写组为例，主编高惠莹时为北师大前教育系教授，刘秀英时为北师大附属小学校长，编辑包括三位一线教师和一位北师大出版社编辑。
（二）教材特点
北师大版“五四”学制教材自1989年秋季从小学、初中两个一年级开始，在山东、湖北、黑龙江等实验区边实验、边评估、边修改，其特点是“不搞兼顾，坚定地面向’五四’制学校大多数学生。教材的编写力图给各地区留有教学时的余地，从整体上渗透职业教育的观念,”，“使初中毕业生能更好地适应升学和就业两个任务的要求”。
三、北师大版“五四”学制教材的出版特点
1980年8月28日，教育部（80）教计字336号文件正式同意建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直属原国家教委。“早期大学出版社的创建几乎都是平地搭台、白手起家。学校配备干部，从院系调来教师、从各部门调来行政人员、从毕业生中选留优秀人才，给办公用房、少量办公经费。”北师大出版社成立之初，几乎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既无雄厚资金，又无人才保障，也没有经验可资借鉴。
（一）北师大出版社发挥“主力军”作用
北师大版“五四”学制教材的编写、征订、发行、供应工作具有“多家出版，协同作战”的特点，但主要出版单位经历过几次变更、调整，而北师大出版社始终发挥着“主力军”的龙头作用。
北师大版“五四”学制教材历经风雨，印数从每年几千册发展到每年一两万册，再到每年几十万册，经历危局之后基本稳定在每年十几万册；共出版教材150种，加上配套的教参、练习册、单元达标检测、实验报告册、寒暑假作业等总计500多种。北师大出版社顶住压力，扛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在基础教育教材出版领域站稳了脚跟，积累了丰厚的实战经验，为20世纪最后一次课程改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二）一以贯之的科研精神
北师大版“五四”学制教材的编写充分依托北师大作为中国师范大学排头兵的雄厚科研实力，编写过程体现了浓郁的科研精神。“在教材编用过程中采用：编书、自审、小面积试用、国家审查、大面积推广的一系列严格监控措施……坚持将教材建设当作一项重大科研项目来对待。”
（三）学科编辑在磨砺中成长
1990年1月15日，北师大出版社成立“五四”教材编辑组，成员6人。其中5人分别负责初中语文、数学、物理、生物、地理5门学科，主要工作是与编写者沟通以及后期编加；还有1人负责各方协调。在编辑队伍捉襟见肘的窘境下，北师大出版社的学科编辑做出了艰苦而卓越的努力。王文湧回忆道：“‘五四’教材这些编辑很辛苦，也很团结、负责，毫无怨言，没有人说‘我不干了’。‘五四’教材是出版社的荣誉，我们必须保住。”
（四）出版经费从困境到脱困
《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编写规划方案》提出，目前国家财政比较困难，编写教材不可能采取由国家全包的办法。编写中小学教材的经费应多渠道筹集：①地方政府财政支持；②社会筹资；③出版该套教材的出版社支付一定数量的成本费；④视实际情况国家适当补助。王文湧回忆道：“当时北师大出版社成立没几年，缺钱。但是要向编委和编者支付大量编写费，每学期都需要几十万元。”北师大出版社逐渐有了资金积累后，一步一步地走出了资金困境。
（五）推广与发行
北师大版“五四”学制教材的推广与发行主要通过拓展“五四”学制实验区来实现。原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游铭钧在写给“五四”学制教材试验区研讨会的信中阐述：“推广这种学制的困难主要是财力和人力方面的原因，而不是教育方面的原因。希望各地区努力创造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这种学制，逐步扩大‘五四’学制教材的试验，扎扎实实地搞好教材实验工作。”
四、北师大“五四”学制教材的出版成果、经验
（一）参与历史性转变：教材出版由“一纲一本”向“一纲多本”转变
“大学出版社……依托母校教育资源背景优势，经过创业者们的不懈努力，使之很快走出校园的象牙塔，融入出版业。”北师大出版社“五四”学制教材的出版是对大学出版社基础教育教材出版路径的大胆尝试。这一阶段正是我国教材出版政策从“一纲一本”向“一纲多本”转化的阶段，北师大出版社抓住了历史机遇，其实践见证了历史沿革下来的教材出版固定格局的改变，在中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史上留下了重要一笔，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
（二）构建了大学出版社基础教育教材出版的“科研 出版”模型
科研是教材生命力的源泉，北师大版“五四”学制教材在贯彻这一原则方面做得很彻底。
张洪玲在访谈中谈道：“这套‘五四’学制教材从本质上来说是北师大的科研成果。北师大出版社的教材出版模式是建立在科研、创新的基础和前提之下，教材的主编都是站在学科最前沿的人，能够保证研发理念的先进性。也正是因为看重北师大出版社所依托的强大科研力量，在21世纪初期开始的新课改中，教育部把义务教育课程标准的出版发行委托给北师大出版社，由此开创了另一块经营格局。‘科研 出版’就是北师大出版社教材出版的突出特色。”
（三）为北师大出版社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开拓性基础
1．发行成果与出版品牌的建立
1990年8月10日，原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游铭钧在写给“五四”学制教材试验区研讨会的信中说道：“北京师大编写的‘五四’学制教材，是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规划中一套重要的教材。……希望这套教材的试验规模也不断扩大。”1994年至1995年，北师大版“五四”教材的印数达到了峰值，总册数最多的一个年级达到100万册，单科册数最多的达到40万册。
2．人才队伍和编写经验的积累
北师大出版社摸索出了义务教育教材出版的规律和特殊要求，一批编辑从中得到了锻炼，为21世纪新一轮课程改革开始后课程标准和实验教材的出版提供了最直接的人才支持。
3．为北师大出版社的发展奠定了多方面基础
“五四”学制教材的研制与编写，是在北师大和总编委会的领导和组织下开展的，北师大出版社作为出版单位介入教材的建设、实验过程，形成了教材出版的“编委会 出版社”的模式，一方面比较好地解决了教材研制编写所需要的巨额经费、大量人员和科研力量的难题；另一方面通过密切地参与教材的编写、实验和推广发行，出版社积累了宝贵的教材建设出版经验。
五、结语
北师大出版社开创了大学出版社出版基础教育教材的先例，为课程改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北师大版“五四”学制教材的出版实践为北师大出版社的教材出版实现了组织、人才、经验和资金的准备，奠定了实践基础和实践信心，为北师大出版社在新发展时期的战略规划提供了决策基础。正是由于有“五四”学制教材出版的各种经验作为基础和前提，北师大出版社在基础教育教材出版这一领域摸索出了有效路径，获得了教材出版领域不可忽视的地位。
“五四”学制教材的建设与出版所打下的基础在北师大出版社的整体发展中发挥了全面性的作用，承前启后、意义重大。21世纪初，在第8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开展之际，北师大出版社再次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投入了更大的资金、更多的资源，承接了新世纪国家课程标准实验教材的编写与出版工作，在基础教育教材出版领域深耕出了一片天地，在我国基础教育教材多样化的历史格局中占据了重要一席。
（作者：曹继光、杜永生，来源：《中国出版史研究》，2024年第1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