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国统区面积迅速缩小，兵源补充受到很大影响。同时，受“好男不当兵”的传统观念影响，知识分子参军者甚少，国民党的军队中，工人、农民居多数，文化水平普遍比较差。然而，当时的战争已经运用了许多高科技手段，既有的军队很难胜任复杂的战争形势。蒋介石痛心疾首地说：“在军队方面，得不到知识青年的参加，因之战斗力亦无形减低，这是我们国家与军队最大的弱点。”在此情势下，招收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补充到军队中来，是国家于危亡之际的迫切抉择。1942年10月，蒋介石通电全国，要求“各级学校之兵役适龄学生，自三十二年一月起，一律依法抽签，按序征召，依其强度，配服役务，不得予以缓役”。这一通电，标志着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拉开了帷幕。地处兰州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因应中央的号召，掀起了从军运动热潮。
一、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之缘起
国立西北师院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开展，与其本身的一些具体要素相关联。众所周知，师院诞生于抗日的烽烟中，师生从京城一路走来，备尝艰辛，国破家亡的痛楚深深地烙刻在每一位师生的心中。进入西北后，虽说暂时偏安，但日寇的隆隆炮火很难使他们高枕读书，关注战局的进展是他们每日的要事，“周来同学们对报纸甚为注意，报纸栏下经常站着不少男女同学，手执地图，眼看报纸，或默读或讨论，情绪至为紧张”，“月来同学均极关心时事，食堂里、野地里、树阴下都成为讨论时事的场所”。在当时一切为了战争，“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艰难时局中，西北师院师生关注时事的态度未有稍减。为了进一步加深师生对时局的认识，明了国内外大势，师院多次邀请学界名流来校讲演，鼓动师生报国之志，增强抗战信心。如请西北日报社社长赵惜梦讲演国际局势的现状和未来战争的走向，“诸同学听后至感兴奋”。邀请喻亮教授作《东京，长春，南京》的讲演，“对日寇及傀儡组织之动向，分析至为详尽，于大考将临之际，本院最宽大之第七教室内，挤满了听众”。请燕京大学梅贻宝教授作题为《世界大局的展望》的报告，梅氏语调幽默风趣，“听者动容”。师院还在每周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上请本院教师发表对时局的看法，如喻益明演讲《大战新形势及今后战局的决定关头》，听讲同学甚多，“室内座位拥挤非常，室外听众重重叠叠，注意情绪始终如一”。上述情况表明，师院对时事十分关注，学生对每次演讲都积极参加，认真听讲，感触良多。这种“读书不忘救国”的校园氛围，为学生从军埋下了伏笔。
西北师院女青年从军信函
此外，师院院长李蒸先生对这一运动持积极的支持态度，直接推动了师院学生从军的自觉心和自信心。国民政府号召从军运动之始，李蒸便发表谈话，支持这一举措，“今后决定性之战争，须赖高度科学技术与最新式武器之运用，知识青年，已有科学基础，再施以短期的现代化军事训练，则杀敌致果，不成问题，切望中等以上学校身体强健的青年，均能奋发请缨”。此后，李蒸实际参与了甘肃省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领导工作，贡献颇多。1944年11月3日，甘肃省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成立，省主席谷正伦兼任主任委员，聘请李蒸等14人为委员。不久，李蒸领衔联合兰州各大专院校，给蒋介石上书，陈明兰州教育界响应从军运动，呈文写道：
“重庆军委会侍从室转呈主席蒋钧鉴：胜利在望，艰巨弥增，欲早获最后胜利，非提高国军素质加强反攻力量不为功，钧座此次昭示知识青年从军，诚属伟大英明之举，本院校全体同仁及学生，靡不感奋，热烈响应，以副钧座之殷望，谨电奉陈。伏乞垂詧。”
此电文中具名的还有甘肃学院院长宋恪、西北技艺专科学校校长曾济宽和西北医学专科学校校长齐清心。电文发出后，11月17日，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来函嘉奖，“藉悉发动员生响应从军运动，不遗余力，殊堪佩慰，尚希扩大宣传，积极倡导，以观厥成为荷。”毫无疑问师院在此场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
当然，知识青年积极从军还有一些政策优惠。《知识青年志愿从军优待办法》第三条规定，知识青年自入伍之日起，本人享有下列优待：1.原任职于各级党政教育机关者，得保留其职务，并按月照发其薪津之全部；2.原肄业于各级学校者，得保留期学籍，如系公费生免费生及领有奖学金，一并保留；3.原从事于国营公营商营事业组织，得由原机关保留其职务，并照发其薪津。第四条规定从军知识青年家属享有下列之优待：1.原服务机关保留之薪津，得由其家属具领，以维持其家用，并享有原机关有关优待职员家属之各项规定；2.入伍前得代领其本人应得之奖励金五千元。第五条规定知识青年应征从军期满复员后，得享受下列之优待：1.公教人员得依本人志愿，仍回原机关服务，该机关不得藉任何理由拒绝其复职，并须给予升迁之优先机会；2.学生得依本人志愿仍回原校原级，并特许参加升级考试；3.凡参加留学考试及各种考试，得予以优先录取之机会；4.凡志愿参加国内外军事学校，以及出国研究国防科学者，得由政府择优，优先保送之。第六条规定应征青年，因作战阵亡，或受伤残废，积劳病故者，除由政府照规定从优抚恤外，其家属得由申送地点之党政机关优恤救济，具体救济原则为：1.有子女者，至其子女成年为止；2.无子女者，至其配偶死亡为止；3.无配偶者，至其直属血亲尊亲属死亡为止。第七条规定对于志愿从军的知识青年，原学校原机关及党部团部，在礼堂璧上刊碑列名，并于县市公园内，树立纪念碑，以示崇敬。并在战后全国各县编修县志时，须开专栏刊刻从军人员姓名。其有特殊功勋及殉国者，并应为之立传，以张民族正气，殉国者如祀忠烈祠。不难看出，对从军人员及其家属的这些详细的优惠措施，对部分家境贫寒，怀有报国之志的青年学子是极具吸引力的。甚至在实际运作中，对上述政策还有变通，条件还要更优惠。1946年10月，教育部给西北师院去电，指出“本部分发该校青年军退役高中毕业学生，应准免试入学，如为便于教学予以甄试或编级，考试成绩有不及格者，仍应予以收录，其成绩不及格科目应由校设法予以补习，但仍为一年级学生，以维规定，电仰遵照。”这个指示已经和原定政策相去甚远。再如该年青年退伍兵令恪，原系国立河西高中一年级学生，复员后因原校距家太远，家庭供给无力，申请转入西北师院附中高二继续续读，兰州市青年军复员委员会主任委员孙汝楠给师院来电，请求“惠允插入贵院附中高二续读，以示优待为荷”。师院准其入学就读。
西北师院文书曹成贵请缨书
通过以上分析说明，国立西北师院自上到下都洋溢着一股爱国热情，校园沉浸在抗敌的氛围当中。诚如学生王丕仁撰文写道，家乡被日寇侵占后，自己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考入师院后，希望学点“关于生活、工作、做人、以及促进人类进步的真实能力与学问”，但是“国家的要求超过了个人的私欲，国家（原文模糊）需要我放下书本，拿起枪杆，于是我遂投入了为祖国而战的十万青年军”。
二、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知识青年从军征集过程扫描
在知识青年从军的热潮中，师院师生踊跃登记，报国之心不减前方战士。师院文书曹成贵一马当先，给征集委员会主任李蒸上《请缨书》，内容慷慨激昂，令人振奋：“窃成贵心存杀敌，志切报国，久有从军之志，兹为响应委座青年从军之号召，特此首先报名，期与敌人拼命于战场，为民族争光荣，幸而不死，凯旋归来，再效力于钧座，恳祈准予报名，以全此志是感！”曹成贵最终与另一个师院文书张恩福参军。更让人感动的是师院史地系教授张云波先生也积极响应从军。征集委员会主任李蒸亲自致电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本院史地系教授张云波先生，志愿从军，虽已逾龄，惟因学有专长，可否特准从军并指派专门工作，理应附呈张云波教授简历及志愿研究科目，电请钧会鉴核。”张云波先生系河南荥阳人，此时已38岁，超过从军下限35岁的年龄，他志愿从军，希望从事研究古代军事地理，边疆少数民族问题。最终张先生没有得到批准，但其请缨杀敌的壮志值得宣扬。
师院的学子也不甘人后，1944年的《西北日报》对此多有记载。10月31日，师院附中学生潘鑑廷、王文定等9人前去报名，11月13日登记西北师院附中2名学生，12月26日又报道截至本月二十日师院报名已达70余人。在登记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令人感动的场面。师院附中初一级的中学生佟碧明、胡雯云、柏俊麟、吴剑侠和张秀芝五名女生，她们中年龄最小者14岁，最大者16岁，按入伍最低年龄18岁的规定，她们均未达到要求，征委会不予登记，该等女生“始则滔滔辩论，继则痛哭流涕，泣不成声，且谓：‘吾等系陷区儿童，备受敌人之压迫，吾等之庄村及田园，迄今在敌人践踏之下，此时如不复仇，更待何时。’”无奈之余，登记部准予暂时列名，待报告上峰讨论后再做处理。被正式批准入伍的女生也不乏其人。1945年1月22日，前往省征集委员会集体报到者有耿钦谢、张秀英、范慧贞、张德英、阎钟和、王兰、张文珍、丁玉清、严非、郑爱梅、董国华、鞠敏和孟庆顺等13名女生。
在登记的过程中，师院的各个社团竞相举行活动，慰劳知识青年。学院国剧社演剧慰劳尤为突出，其中樊丽贞、樊又贞姊妹之《钓金龟》，袁夫人、张夫人、徐夫人、张健同学之《四五花洞》最为精彩。对于批准正式入伍的学生，每人赠给由学校女生亲手制作的校旗一面，希望其努力报国，并于1944年12月18日上午9时在大礼堂，为从军学生120多人举行盛大欢送会，在校师生3000余人参加，首由院长李蒸讲解成功、成仁真谛，教职员代表李建勋、方永蒸致词慰勉，学生代表吕作矩致欢送词，从军代表王丕仁致答词，会场空气极其热烈。当日师生还为从军青年捐款15万元。
在本院从军学生入营时，十里店各界又举行了欢送大会，到场远征军130余人（包括其它机关知识青年），各机关、各学校及附近民众6000余人参加，盛况空前，由师院教授王镜铭主持并致欢迎词，李蒸等相继讲话，远征军代表李玲善致答词，“大会于十一时完成，此后欢送，高呼口号，情绪异常热烈，汽车过商店门口时，各商店爆竹齐鸣，商民夹道欢呼，欢送高潮，达于云霄。师院李院长、金教授澍荣、方校长、王主任镜铭同乘汽车，送该院学生入营。”
12月31日，师院学生王丕仁以正式入伍从军青年的身份撰文，对将要入伍的青年提出了几点希望：第一、时刻牢记自己的责任；第二、时时注意健康，处处不忘学习；第三、入营后闲事不要管，闲话不要听，一心一意学习现代的科学的战斗技能，期能与盟友并肩作战，彻底消灭敌人，建设一个民主自由永久和平的新世界。事实上，当时入伍的师院青年都满怀报国胸怀，抱着马革裹尸的坚定立场，为祖国和人民而战。
三、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知识青年从军人数考述
1944年11月7日，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成立，李蒸任主任委员，袁敦礼、金澍荣、黎锦熙、于赓虞、邹豹君、孙一青任副主任委员，胡国钰、张德馨、王新甫、汪如川、李建勋、齐国樑、郭毓彬、郭鸣鹤任委员，总干事郭鸣鹤，总务股股长李元魁，宣传股股长王镜铭，编组股股长佘增寿。
随着征集委员会的启动，接收报名工作也开始运转，师院学子踊跃报名，积极性甚高。截止1944年年底，从军学生达到133人，从性别上看，男120人，女13人。从学历上看，大学学历共103人（包括先修班），师范共12人，中学生共18人，大学生人数最多，占总数的77%。从大学所学专业上看，教育24人，史地19人，国文10人，公训10人，理化9人，体育9人，数学7人，英文4人，先修班4人，博物3人，劳作2人。人数的分布与当时师院招生专业人数的多寡是相对应的，教育系是当时师院的第一大系，也是实力最为雄厚的系。从职业上看，师院教师2人，分别为曹成贵和张恩福，其余131人都为学生。从籍贯上看，河北31人、河南28人、陕西25人、甘肃23人、山东4人、江苏3人、山西3人、北平市2人、辽宁2人、绥远2人、青海2人、青岛市1人、察哈尔1人、贵州1人、浙江1人、宁夏1人、云南1人、湖北1人、四川1人，显然，冀、豫、陕、甘四省从军学生人数最多，占总数的80%。从年龄段看，30岁（包括30岁）以上者3人、20岁（包括20岁）至30岁者93人、20岁以下者37人，20岁至30岁为从军青年主力，占总数的70%，其次20岁以下者占28%，30岁以上者占2%。
还有六位同学化名从军，他们分别是金山化名何纪生，荆之刈化名赵琦，鄢挺化名刘希贤，李子刚化名李志岗，康英化名黎新村，孙及人化名孙恕。1944年年底，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给教育部呈函告知此情，请求备案，“具本院从军学生刘希贤、黎新村、赵琦、何纪生、孙恕、李志岗等呈称：‘生等从军为免除家庭干涉，拟改用化名，恭请赐准。等情’据此查该生等所请属实，自应照准，惟为服役期满后，享受《志愿军从军学生学业优待办法》，必将化名呈请教育部备案，除已于各项名册化名下，注明真实姓名外，相应函送本院从军学生化名表一份，敬请呈请教育部备案为荷！”这里指出他们化名的主要目的是避免家庭干涉。揆诸实际，对孩子从军家长阻挠者也是人之常情，不可责备。
师院学生辛永成报名从军，但其爷爷辛文理来信师院征集委员会，语带怨言。
“西北师范学院智（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钧鉴：
敬肃者，迩年敌国内侵，国难严重，政府有鉴于是，总裁于本年度发起十万智（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于是全国血性青年，风起云涌，踊跃参加，为忠党国，尽人民之天职，完国民之义务。家孙辛永成，素慕爱国志士，尝欲效忠祖国，蓄宏志以求深造，在贵校附师肄业，待学富力强，为国出力。兹全国青年，踊跃从军，家孙以为此机不可失，欢意报名参加，恐其落诸人后。但自身患痔，每逢天变气湿，剧痛难行，迩月来家中准备款项，送医诊治。他不顾自身重病，为爱国鸿志所驱使，不知贵校医诊曷能录取，于情理所由亏。自身患病，自身苦楚，一人患疾，众人传染，可谓害群之马矣！若是语非真，望讯诸师长同学，可知病之所患。兹诚述略情，望祈愍查，待病痊体壮效忠祖国，犹未晚也，专此敬肃。
钧安
愚民老辛文理敬启
十二月六日”
事实上，辛永成虽然在师院报了名，但在省征委会1944年底组织的体检中，因身体原因并未通过，可见，辛文理所说言辞为真。但其在刚刚报名之初就写信严词质问师院，背后未免有阻挠其孙从军的心态。
曾任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教师的陡剑岷老师，在其自传《茨丁回忆录》里有这样的记述：“1944年，蒋介石号召十万知识青年参军。我基于爱国热情，就报名参军，我那年15岁，虚报3岁，报为18岁，由于个子大，被批准了。在学校里等待入伍。我母亲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病倒，茶饭不进。家中派我表兄李茂叔到学校来，说明母亲的情况。我完全没有料到母亲会这样，只好放弃参军，跟着表兄回家。”斯时陡先生在临夏国立西北师范学校读书，虽非西北师范学院的学生，但这条材料可佐证知识青年从军受到家庭阻挠的事实。
四、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知识青年从军学生管理及编组入营
对于从军学生，师院遵从全国和甘肃省知识青年征集委员会的要求，严格管理。首先让其宣誓，誓词为：“余敬谨宣誓，志愿从军，绝对服从命令，恪守军纪，遵守军人读训。如有违背行为，愿受政府最严厉的处分。宣誓人：某某某印。”并且每人必须要写保证书，由学院老师担保，如萧广元的保证书如下：“查萧广元同志现志愿从军，其入伍后如有违犯法纪情事，愿由保证人负责，特具保证书。”保证人为师院体育系主任袁敦礼。不过，有些学生虽然宣誓且有保证书，但依然有违法事情。从军女学生耿钦谢在兰州往汉中运送期间逃跑，甘肃省征集委员会函告师院“取消其学籍，并予严缉归案，追缴一切费用在案”，后由于耿钦谢主动缴还征集费用四万七千元，恳请取消处罚，恢复学籍，省征集委员会和师院斟酌再三，致电教育部准其恢复学籍，得到教育部批准。
师院的各项程序完成后，将名册上报省征委会，并于1944年12月18日在学校大礼堂开欢送会。24日上午九时全体志愿远征军由校出发，校方每人赠校旗一面，以资纪念。十时，十里店各界开扩大欢送会，十一时许，遂于欢送声中乘汽车进城入营。
从军学生入营后，归省征委会管理，等待正式编组训练，送往汉中集训。在此期间，省慰劳知识青年委员会对从军青年多方慰劳，择要如下：（1）茶社业公会人员，分为四组，在各招待所经常供应茶水；（2）餐食公会各餐馆，就设备大小，自本月十日起，代办入营青年餐食，每日两餐，集中时可供应二百席；（3）浴室公会，优待沐浴，将各浴池座位分配，随时听候服务；（4）理发公会，每日轮理发师四人，赴招待所工作；（5）戏剧公会，各戏剧影院，按照座位，定期表演，分配招待观剧；（6）旅店公会及镔铁工会，供借火炉三十座，烟筒四百五十节；（7）食品业与铁品业两公会，借供大锅；（8）铜器公会，借用水壶；（9）其它团体，自动担任服务工作，各学校学生，分别编组慰劳队，进行戏剧歌咏慰劳，并写慰问信分敬从军青年及家属，记者公会、妇女会、文化团体，农工商会，医师护士公会等，分从担任演讲、访问、分送慰劳品、诊疗等工作。各界还积极捐款，慰劳会共收到捐款2500余万，兰州市商界捐助1100余万，省垣各机关团体，捐助740余万。总之，无论是捐款，还是“兰市的餐食，戏剧电影，浴室，理发……等业，或参加服务，或协办慰劳，均为敬爱国家民族和抗战将士的具体表现”，体现了政府和民众对此事的重视，他们寄希望从军学生努力报国，英勇抗敌，从军学生深受鼓舞，报国意志更为坚定。
1945年1月，甘肃从军知识青年开始陆续前往汉中受训。1月1日，第一批从军青年1260人在张文郁的带领下乘60余辆汽车出发。临走时，兰州市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每人分赠毛巾一条，慰劳书信一件，谷正伦赠“振我国威”锦旗一面，妇运会赠“壮志凌云”锦旗一面，并且发放慰问金550万。此后，第二批和第三批从军青年2000余人相继于1月3日、9日出发，第四批100余人于1月25日从兰州出发。2月27日，从军女青年66人由甘肃省征委会编组科科长张开远护送前往重庆。从军男青年编入206师，杨彬任师长，副师长为肖劲，参谋长王果夫，政治部主任谢仁剑，下辖第616团、第617团、第618团3个团，团长分别由赵云飞、蒋公敏、盛钟岳担任，后来师长杨彬调任，军委会决定由方先觉担任师长，但他因故并未到任，后又改为肖劲担任。青年军在军中的训练以精神与技能并重，精神训练主要是力行最高统帅的训示，发扬革命精神为主；技能训练则是以教授的方法使青年在最短的时间里发挥最大的效能，主要训练科目有体育训练、基本教练、战斗教练、阵勤演习、射击教育、土工作业、夜间教育、特业教育等。入营后的生活据第一批护送远征军之第一大队李桂舫等返兰后讲述，“所驻营房，概系新建，光线充足，温度适宜，对饮食方面，营养非常丰富，各壮士精神奋发，积极学习战斗技能，以备异日杀敌。”又据西北社陕南讯：入营后，“换上灰色斜纹布军装棉大衣，一律青线袜，青布鞋。晨间进大米稀饭，午餐晚餐，均系食用二等大米，四菜一汤，两荤两素，营养颇称丰富，宿舍均为瓦房，双层木架床，每间住宿一连人。”
据参加过青年军的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张翔老师的回忆，新兵训练非常辛苦，加之对汉中的气候不适应，很多人都拉肚子。生活也并不如意，每天早饭“八个人一碗黄豆，主食是稀饭和馒头，我们连桌子也没有，一般都采用画地为‘桌’的方法，一碗煮好的黄豆按距离摆放，每八个人蹲成一圈，就开饭了”。
正当青年军雄赳赳准备奔赴前线时，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10月，军委会电令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抗战刚刚胜利，军事尚待结束，关于学生退伍一事，令学校想办法劝导学生“继续安心服役，恪守军纪”。但是从军学生坚决要求退伍，因为应征入伍时他们是准备进入缅甸和印度，现在已经失去目标。据师大张翔老师回忆，“刚开始，他们不答应，我们闹了几次，最后给了三个出路：一个是继续留在部队，训练一段时间后，提升为少尉连长；第二个出路是到十堰的青年中学继续读书；第三个出路是回家。我选了第二个出路，到十堰的青年中学学习，结果到了十堰才发现学校刚刚筹建，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们在那里割了一个月稻草后，不得不返回汉中，要求回家。这样他们用一辆卡车就把我和十几个甘肃人送回了兰州。”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从军学生和张翔老师的命运大体相似，有些被编遣复员，有些卷入了内战的漩涡。
五、结语
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师院知识青年从军和全国各地的从军青年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请缨杀敌，报效祖国。师院的个案实质上是大后方高校的一个缩影，国难当头，知识分子通过此种方式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实现其弘毅之责。就整个甘肃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而言，按国民政府的预定，甘肃征集数额为1000-3000人，但后来争相报名者比比皆是，以致报名数额达到了15000余名，经体检合格者亦6000余名，远远超过了原有的配额。师院从军人数133人也为各高校之冠，超出了预定配额的三倍。这种结果的出现，国立西北师院所起的带头作用功不可没。此时甘肃省的高等学府中，师院首屈一指，无论师资、学生数量，还是在全国的影响力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如截至1943年10月，师院的师资数为171人，学生数为1042人，而同年甘肃学院教员数为48人，学生数为235人；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教员数为57人，学生数为328人；国立西北医学专科学校教员数为33人，学生数为175人。可见，师院的教员数和学生数明显处于强势地位。加之师院辗转迁徙，备受战争的摧残，广大师生同仇敌忾，因此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在师院开展得如火如荼，其它各院校受其感染，也相继随之，从军掀起了高潮。此外，前已述及，师院院长李蒸实际参与了甘肃省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领导工作，贡献颇大。这些都表明师院在这次甘肃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中起了相当重要的领导示范作用。
总之，战时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是学校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全校师生爱国思潮的一次总汇聚，其所表现出来的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之心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作者：尚季芳、颉斌斌，来源：《档案》2015年第7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