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砺儒（1889—1977），广东信宜人，著名教育家。他早年以公费生资格赴日留学并专攻师范教育，1918年学成归国后于翌年担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教授，及至1922年兼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以下简称“北师大附中”）校长，是近代中国“六三三”学制的最早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在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就收藏着一件极其珍贵的林砺儒手稿，见证了他在北师大附中推进“六三三”学制的种种努力。
一、“半部”手稿的留存与捐赠
这件名为《中国教育新论》的手稿由牛皮纸作为封面装帧并右侧线装，纵长30.2厘米、横宽20.5厘米，共194页。手稿内部为宣纸红格栏，毛笔竖写，每页十行。1994年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林砺儒文集》中收录了手稿中的前五章，但《林砺儒文集》里的章名与手稿里的章名存有差别，如表1所列之对比。
表 1《中国教育新论》手稿与1994年版《林砺儒文集》相关章名对比
章节序号 |
《中国教育新论》手稿 |
《林砺儒文集》相关文稿 |
第一章 |
现代中国与现代教育 |
现代中国与现代教育 |
第二章 |
国民教育之时而不育 |
如此中国如此国民教育 |
第三章 |
师范教育之播而不耕 |
如此师范教育 |
第四章 |
中等教育之稂莠业生 |
如此中学教育 |
第五章 |
如此高等教育之逾淮化枳 |
如此高等教育 |
第六章 |
现代教育是什么 |
—— |
第七章 |
双重病症之诊察 |
—— |
第八章 |
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 |
—— |
第九章 |
生活改造与教育改造 |
—— |
第十章 |
作为革命武器的教育 |
—— |
不仅如此，手稿原定的写作提纲如表1所列共有十章，但后面五章不知何故，并未完稿，只写到第五章第二节部分，故实为“半部”手稿。手稿的内容主要包含清末民初教育改革的开端、发展与彷徨，特别是重点记载了他作为“六三三”学制亲历者和推动者的所思与所为。
经过考证可知，此手稿由林砺儒写作于抗战之际，后由其悉心保管并在去世后留存到女儿林安娣之处。上海交通大学在筹建钱学森图书馆之际经过多方联络，并由林安娣慷慨捐赠给钱学森图书馆，以作为钱学森就读北师大附中的重要历史见证。
二、手稿所见“六三三”学制
清朝末年，政局混乱，清政府为维持统治地位颁布新政，中国兴起学制改革。1901年11月2日，中国第一所公立中学五城学堂（北师大附中前身）成立。翌年，第一部近代学制《壬寅学制》公布，正式引进西方小学、中学、大学三级学制，因而五城学堂也随之更名为“五城中学堂”。不久，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成立，后于1908年迁至原五城中学堂校址改建校舍。1912年民国肇建，将五城中学堂纳入麾下，名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校。
1918年林砺儒学成归国投身教育事业之际，恰逢“一战”结束，中国教育界受到世界潮流影响，欲改革学制。正如林砺儒《中国教育新论》手稿所述：“世界各国参考大战之经验，而改革其教育，于是中国改革学制之议亦日益有力。”翌年春，林砺儒受聘担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伦理学和教育课程。两年后，他兼任北师大附中校长，承担教育改革重任。此时，他虽无中学教育实践经验，但师范教育背景和实践研究使他对中学教育颇有见解，遂于全国教育改革酝酿阶段，先行筹备、有序实施，也为日后撰写《中国教育新论》积累了重要素材。
与此同时，全国教育联合会针对新学制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形成《学制系统草案》，并向全社会广泛征求意见。1922年11月1日，北洋政府正式颁行《学校系统改革案》，实施“六三三”学制，并组织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筹划课程改革事宜。因1922年为农历壬戌年，此改革案又称壬戌学制、新学制、1922年新学制。
图1林砺儒手绘的“六三三”学制系统图
林砺儒于“半部”手稿中绘制了“六三三”学制系统图。从纵向上看，整个学制系统分为三个阶段，即6—12岁初等教育、12—18岁中等教育、18—24岁高等教育。其中，中等教育修业年限六年，分初、高两级，各三年，因此常被称为“三三制”（实际上，中等教育也可“据设科性质”酌量变通，采取初级四年、高级两年的“四二制”）。
林砺儒认为，鉴于中等教育位于教育全历程之中段，“六三三”学制具体实施应“先谋全人的陶冶，后顺个性的分化”，遂将中学分为初中、高中两级，修业年限各设三年，即为“三三制”。其中，初中阶段采取不分科制，完成全人陶冶；高中阶段分为普通科和职业科，普通科分一部、二部，职业科方面暂设商科。值得关注的是，普通科的一部、二部并非传统意义的文理分科。林砺儒为避免文理界限太清造成学生基础知识狭窄的情况，特将一部、二部课程既在文、理方面有所侧重，又均包含必修的数理课和文学课；同时，放大了高中阶段选修课范围，便于学生未来依其个性而“分道扬镳”。
具体学则及课程编制经过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22年2月至6月中旬，由全校推举委员与高师教授共同召开新学制讨论会，同时各科教员着手编制教学大纲；待初中课程基本拟就，秋季招生事宜即“照新制初中办理”。此阶段拟定内容，曾于《高师教育丛刊》发表。第二阶段，1922年9月至1923年二三月间（时年正月），新学制讨论会重新审定初中课程，略有改动；至于高中课程，因“前期实未及详细研究，乃从新讨论”，并将高中分为普通科、职业科两部分。高中课程一经议就，亦于《高师周刊》发表。
此后不久，1923年林砺儒于中华教育改进社中等教育委员会在北师大附中开会之际，将此前拟定的初、高两级学则及课程提出讨论，并对与会意见“酌量容纳”。至此，他认为“与其再谈诸纸上，毋宁验诸实行”，遂“托教务主任王仲超先生校正付印”，以供国内同志先生批评；顺解“参观来宾及各地中学，屡索新制课程”，却“苦无以应”之围。是年，全国教育联合会据此拟定中学课程标准纲要。此后，多数中学即以全国教育联合会所拟纲要为依据，实施教育改革。由此可见，林砺儒实施“六三三”学制的具体方案是全国教育联合会拟定中学课程标准等相关内容的重要“蓝本”。
由《北师大附中三三制学则》“宗旨”可知，学则及课程内容涵盖体能、知能、品格、升学、习惯养成等多方面能力培养，恰与林砺儒“全人格教育”思想相互印证。他认为，中等教育应“引导少年人格之放射线到各方面去”使学生圆满地接受全人格陶冶。钱学森晚年谈教育问题时极为推崇“全人格教育”，他说“学校有一个好的校长，有一个正确的教育方针，是很重要的”。实际上，“六三三”学制虽然适应时势之需求，且“颇有独到之处”，但其初衷并未完全达成。由“半部”手稿第四章可知，1917年以后，中学教育逐渐暴露出“职业教育不振而普通教育无效”的弱点。而当时美式教育占据主流，教育部便“把美国1905年以来的‘六三三’制完全抄袭过来”，并且重视职业教育，弱化师范教育，此法也随之为中学教育长远发展埋下隐患。因此，“半部”手稿可谓是林砺儒对以往教育实践的总结与提升。他在回顾1922年以来学制改革基础上，重点对比1919年和1929年普通中学与中等职业院校的学校、学生数量与经费情况，结果职业教育并不发达，反而有所退步；同时，发现因教师缺乏，导致中学教育后继无力。他总结到：其中原因，不能“集矢于学制之未善”，实为社会条件使然。多年以后，他在北师大的教案中再议此事，并进一步提出，其根本问题就在于“不知把教育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结合起来，而徒然借用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改良膏药”。
三、“半部”手稿见证教育的发展
自清末民初兴起学制改革以来，受国外教育思潮影响，中国教育先后经历了“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壬子癸丑学制”等数次改革，但是逾淮为枳，苦无一套行之有效的方略。正因如此，作为教育家的林砺儒在理论研究基础上，身体力行，尤其是他在北师大附中实行“六三三”学制，不仅推动全国范围的中学改革，培养了钱学森、张岱年、林庚等众多优秀人才，而且使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公立中学逐步超越教会学校，得到社会信任，可谓意义深远。
正因如此，作为北师大附中“六三三”学制改革的受益者，钱学森晚年多次提到北师大附中对其“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作用”，并对附中“不死扣课本，提倡多看课外书”的教学特点印象深刻。
我是1923年—1929年在北师大附中学习的。上世纪20年代的北师大附中有个特别优良的学习环境，我就是在那里度过了6年，这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6年……附中选修课很多，学生的知识面很广。每天午饭后，在教室里交谈感兴趣的各种科学知识。
尽管如此，林砺儒并未沉溺于象牙塔中，以为万事大吉，而是如其“半部”手稿所述，始终正视中国现实，辩证地分析新学制的“行不通之处”。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提出：“教育家要培养进步的人格，以适应进步的社会，取道甚迂，成功甚缓，然而又坚信其可能”。当时，林砺儒在北京师范大学和北师大附中均开设并亲自讲授《伦理学》，使学生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知识，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他的学生楚图南（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说：“他（指林砺儒）讲授的《伦理学》，对我们接受进步思想，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影响很大”。
1977年，林砺儒病逝于北京。他留存的《中国教育新论》手稿等档案是“六三三”学制教育改革的历史见证，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这些档案不仅为探究以北师大附中为代表的近代中学教育改革史提供了珍贵的一手材料，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的诸多教育观点和思想至今仍有积极的现实启示。
图2《中国教育新论》手稿（节选）
（作者：李红侠，来源：《北京档案》，2023年第8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