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师范)系科近几年在中国大学上演了一场生存还是灭亡的悲喜大剧，其情节反转之快令人错愕不……清华、北大等顶尖大学会在师范教育上有所表现吗?这就涉及综合性大学、教育和师范系科的性质与地位问题了。”这篇刊登在2019年岁末的《中国教育报》上的文章,针对近五年来综合性大学师范学科建制反复多变的现状，从学科评估、教育政策、学生就业等方面予以解读，对教育学科的性质及地位变化，综合性大学与师范大学办师范教育价值予以深度追问。随后，《光明日报》推出记者专题报道，邀请国内数位专家对当下教师培养模式把脉问诊，教师招聘市场趋向、综合大学与师范大学办师范教育的优劣对比再一次成为关注焦点。近年来我国师范教育综合改革进程中，师范大学与综合大学培养教师孰优孰劣、师范性与学术性等老问题”论争,热度不减。
实际上，早在1920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北高师”)的校长风潮中，“北高改并北大之议”便开启这个跨世纪问题的讨论。北高师校长风潮因校长陈宝泉辞职、教育部委派北京大学教授陶孟和接任而起，该风潮不仅牵涉北京大学、北高师两大名校,还涉及陈宝泉、陶孟和、蒋梦麟、范源廉、蔡元培、马叙伦、黄炎培等众多教育界名流，学界对该风潮已有较多研究，多聚焦于派系之争、教育界复杂的人事纠缠,却甚少注意隐在此风潮背后的一段插曲——“北高改并北大之议”,更遑论范源廉“高师为独立之学校”论断及其举措对中国师范教育制度向何处走的跨时代历史价值。有鉴于此，笔者以其时报刊舆论、时人回忆录、档案等为资料谱系,对北高师校长风潮中“北高改并北大之议’始末予以详细爬梳，分析被人事纠葛、派系之争遮蔽的高师改良与大学体制之争的本质问题,揭示北高师校长风潮所呈现的另一种历史面向。
一、某系某派阴谋:北高改并北大之议
在1920年北高师校长风潮中，“北高改并北大之议”甫一流出，便如烈火烹油，瞬时引爆北高师学生以及学界的激烈情绪，学生阵营一改之前分裂态度,结成挽陈拒陶“统一阵营”，并将战火延伸至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蒋梦麟身上。“北高改并北大之议”迅速发酵“北大吞噬北高师”的“某系某派”阴谋论，高师改良与大学体制问题被悄然置换,江苏省教育会、黄炎培、蒋梦麟以及马叙伦等先后被牵涉其中。
1920年11月22日，担任北高师校长九年之久的陈宝泉辞职被批准，教育部任命陶孟和接任校长。24日一早，陶孟和专程登门拜访陈宝泉，称陈向其“详述不得不辞职之理由，并言虽死不愿留职”，并“已向职教员方面疏通就绪”。25日，陶孟和以校长身份现身北高师考察，此举引发学生的强烈情绪，全体学生召开大会,决定由各班代表组织挽留陈校长委员会(下简称“挽陈委员会”),坚请教育总长范源廉收回成命，并写信劝陶孟和自行辞去。“挽陈委员会”一面派代表分批迭至陈宝泉寓所苦苦挽留,一面利用各种资源扩大舆论，向各界揭示“某教育会之学阀派”侵略包办教育的野心,寻求外界支持回，校长风潮突起。
（陈宝泉）
上海等地的报刊界密切关注时态进展。《民国日报》刊文披露挽陈委员会对校长更换的态度,认为陈校长辞职是外部逼迫所致，主要原因便是“某系某派欲肆其垄断野心而起”,该会以油印宣传单方式，向社会各界揭露某省教育会某某系的野心。面对突然变局，陈宝泉心情极为复杂，在北京当地影响较大《晨报》上刊登辞职宣言，对学生的挽留予以公开回应。在宣言中，陈宝泉坦言曾为高师改良殚精竭虑:“宝泉六年在全国教育联合会中，亦与邓芝园先生公同提出改高等师范为师范大学的议案。此种潮流所趋,做高师校长的，能够不赞成吗?"“陈氏虽称赞成改良高师为一事,校长辞职又为一事”,不可混为一谈，但随即给出的辞职原因,却将两者紧密捆绑:
况且本校要改组师范大学，必须与北京大学联络的。孤立的高级师范甚少。且我国中央财政支出，北京一个地方,亦断办不起两个分科大学，宝泉资格学问如此，改革必不能彻底。若仍充校长，北京大学断不肯合我校联络。宝泉不去，是因为一人的恋位，耽误全校学生向上的机会，问良心能过得去吗?诸生留宝泉作校长,是无异留宝泉坐针毡了。
为了将北高师顺利改组为师范大学,与同处一城的北京大学联络,赢得“全校学生向上的机会”,陈氏便不能不辞职，并呼吁学生“取消挽留这个念头，不至耽误学校进步，要紧要紧”。在宣言书中，陈宝泉婉转提及改革高师遇到的阻力，“前次从美国归来,敢于就职的,因为高师是旧日经营的事业，不至大费气力。不料两月以来,风波迭起，左右支绌”。面对校内舆论的翻转，陈宝泉曾借诗文“人生烦恼徒自苦耳”坦露心迹,诗文后专门予以标注，“时正予高师校长退职时，因全校师生挽留，进退颇难”。同日《民国日报》刊登“挽陈委员会”的三条决议:“(1)发表宣言，说明反对某系某派教员，乃学生全体之主张;(2)派代表请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劝陈筱庄打消辞意，并说明该校学生挽留陈氏之决心;(3)派代表赴教部说明挽留陈氏之决心，如教部不许，将仍以罢课为最后表示”。
陈宝泉“为学校发展计”不惜自我牺牲的宣扬和“挽陈委员会”三条决议，让新任校长陶孟和感到形势更趋于复杂”，如坐针毡，借《晨报》记者访谈,爆料陈校长辞职另有隐情: “其一因学生攻击东洋派教员，陈筱庄曾为我言，言彼从前所聘教员，皆为东京高师毕业，十余年旧交,现在皆为学生排斥而去,彼实无颜留职。其二因学生决议将该校改为师范大学，陈以此商之教育部，教育部以一城内不能有两大学,如必欲改为大学只有合并北京大学一途。因此陈屡次向教育部辞职”。陶孟和称教育部之所以派其接任校长,在于整顿师范教育，自己“素性怕办事，故对于高师校长一席，始终未敢担任”,在“友人多劝”之下才“毅然承允”。陶孟和始料不及,他的婉转解释适得其反，事端陡起。学生们从中敏锐捕捉到北高师欲改组“只有合并北京大学一途”信息，为“某籍某系欲吞并北高师”猜测觅得实锤，“挽陈拒陶”声势大增:学生一面以曝光陶氏劣迹相威胁来逼迫其辞职，一面发表公开宣言，宣称将“以全副精神，揭出某省、某教育会、某某系垄断教育之野心”。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予以声援，以总会名义分别致电陶孟和和陈宝泉，请求陶氏自行辞去，希望陈宝泉复职。“挽陈委员会”与陶孟和短兵相接:“曾以全体学生名义，来书四次,阻止就职”，“昨(11月29日)闻发布电，更攻击及孟和之身”。在各方面压力之下，11月30日,陶孟和正式向教育部辞职，“八百学子以部中有更迭校长之令,竟至群情激愤，众口咻咻。殊非孟和初料之所及，且该校学生指日即将出执教鞭，若坐视其因此废学，以宝贵之光 阴，全用之于挽留拒绝之运动，非特孟和之所不忍，抑或教育前途之大幸。……今谨将原部令缴回辞职，还我书生面目，俾得与北大同人更致力于学问，以免学识肤浅之讥”。随即赴津避居。
12月1日，《申报》发表记者白素的“北京通信”,对高师风潮中陈宝泉宣言书以及北高师教员态度给予深度解读:
高师风潮在二日前，学生方面一致主张挽留，乃陈筱庄君辞意甚坚，除师范改为大学外，无转圈余地，并于昨夜发出宣言书一通，以“师范改并”“暗潮甚烈”“身体羸弱”为理由，其言外尚有苦衷，当指外面之攻击也。凡校长辞职，教职员总有一种之表示，而此种表示未曾发见于高师校之教职员，此甚可玩味者也。文中白素以记者身份查访校内东西洋两派教员不发声的原因团，并称陈校长辞职宣言一出，学生们开始分帮结派，“始有大部分人讨论新校长问题，然亦有一部分尚作挽留梦者，另一部分人，则极力主张公选,此派赞同者，渐渐增加，将来能否施行，当先得部之同意。”学生代表向范总长请求收回新校长任命，范源廉态度“极为圆浑”，学生以激烈之语相抗拒。同日,北高师学生会在《大公报》(长沙)发表公开声明,将矛头直指蒋梦麟;《民国日报》亦在当天刊登文章,指称总长范源廉是“傀儡”作恶。一时间，言论迭出。
愈演愈炽的舆论声势，使得范总长不得不在教育界问题'记者谈话会上专门就北高师校长风潮做出回应。范源廉称“高师校长风潮，则由于一部分学生之误会”引发。他自认与陈宝泉私交匪浅:“陈宝泉校长与余为旧交,且亦由余长教部时派往。此次余回部后，即欲陈校长回部帮忙”,由其接替张继煦出任普通教育司司长。“陈校长初虽未允，后则因经费困难，而又多病之故，故迭次辞职。余不得已而觅陶孟和为继任校长。盖因陶为日本高师学生，又曾赴美考察教育多年，意原以为最适任之人物，不料高师学生疑陶为北京大学派，而谓北大有合并高师之心,其实高师为独立之学校,不但各国先例皆然，而我国高师亦不止北京一处,焉有合并于北大之理。即陶为北大派，两校联络,则或有之,决无所谓合并也。”按照范氏说辞，北高师合并北大一说系无稽之谈,任命陶孟和出任校长本为加强两校联络，绝无合并之意。
二、论争焦点:蒋梦麟、陈宝泉的公开信
舆论并未因范总长亮明态度而平息。12月4日，蒋梦麟发表致陈宝泉的公开信,6日陈宝泉给予公开回应,7日，《晨报》 刊出陈氏的“八条联络办法”，两人你来我往的笔墨仗中，人事纠葛派系之争隐藏下的高师改良与大学体制问题浮出水面。
在公开信中,蒋梦麟首先就“行诸笔墨”“布诸口舌”的流言予以回应，“谓先生之辞职为某教育会某学阀之欲吞噬高师及某系之逼迫而然，而传闻竟有谓江苏省教育会欲并吞北高而麟主其谋者”等言论，斥其为“事迹离奇”“百索莫解”。他直言高师归并北大之议，“事实上曾有之”,但倡议者却是陈宝泉。他铺陈细节,还原历史场景及自己态度:
先生曾记忆当先生向教育部表示辞职后之某日北京专门以上校长公谒范总长后，先生邀麟至镒昌饭店吃茶之时乎?彼时先生曾将北大与高师合并之议商诸麟，并嘱麟为转达范总长。谈约半小时之久,别后麟以此时关系部定学制，并北大组织，况蔡先生赴湘未回，更未便负此重责故次日见范总长时，未将此事提及。数日后赴部，范总长谓麟曰:“筱庄对我谈及，欲将高师归并北大，此事部里办不到。”麟答曰:“蔡先生即将赴法，即使部里办得到，我个人恐怕负不起这种重任，现在北大一校事务已极繁重,若加以高师，精力不够。”此事遂作罢论。是麟对于先生提出北高归并北大之议，初即居于反对地位也。
在信中，蒋梦麟称陈宝泉将“归并”改为“联络”后赢得蔡元培同情，答应“帮忙”，并应陈氏此事须秘密'要求，仅“请几位同事谈一谈”,而未召开教授评议会公开讨论。但谈论结果却出乎陈氏意料，与会代表以两校性质不同,办法不同,不易联络”,参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成例拟定办法数条，核心是北大拟办理教育学院培养师资。蒋梦麟再三强调该办法经陈氏再三确认“甚为妥洽”后，方在范总长授意下呈文教育部。“麟于此事，始则完全反对，继则勉强参预，事实如此而指为吞噬北高之人。然则先生之创议于前，坚请在后,为此事之主动者,不知又将得何罪名。”显而易见，蒋梦麟抛出大学体制及陈宝泉知道隐情的“秘闻”，试图从舆论漩涡中抽身而出，并将“北大合并北高之议”弓|发的乱局归咎于陈宝泉。
对于蒋梦麟的公开信，陈宝泉分两步予以回应。12月6日，他在《晨报》发表致北高师学生公开信”,对蒋文两处内容予以澄清:“一、宣言书第一条案文义解释,系推论之辞，决无被压迫之意义;二、泉所主张者两校联络,非主张归并而已。兹开送联络办法八条,即泉前所提出于部中会议时交蒋先生者”,声明联络办法与蒋氏所言北大教授讨论结果出入甚大。对北高师学生印发出版物揭露举动，陈宝泉称自己“极不赞同”:“北京学校规模较大者,不过数校，主持校务者,不过数人。若长此内哄，必至使教育前途生莫大之危险。诸君常恶政客之云扰，若教育界亦复如此，中国前途尚有望乎。”至于两校联络之建议，陈氏坦诚自己“实为主持之一人，并非人家之欲吞并”,至于“某籍某系"欲吞噬北高师阴谋，陈宝泉表示“不知所谓”,“诸君何必出此，使破坏教育者有所藉口乎?”他希望尽快平息事端:“泉为去职之人,对于学生并无管理之责,惟相处数年，不无几分情谊，不得不少尽忠告。诸君如爱泉者，今后应停止此种印刷物，否则，泉并调停之义务,亦不能尽矣。”次日，《晨报》刊登陈宝泉《北大与高师联络之原案》一文,披露两校联络办法八条。陈氏称“以上八条，即晨报所登蒋梦麟先生来函所谓提出联络办法数条者,兹将披露，以供研究。”细查其联络办法与蒋梦麟代表北大向教育部提交的计划，高师改组为师范大学或综合大学的大学体制是争论焦点。
面对学生抵制态度和蒋陈的笔墨官司不断“揭秘”,教育总长范源廉快刀斩乱麻，批准陶孟和辞职，12月18日改派教育部参事邓萃英“兼代”北高师校长。邓氏先后留学日本、 美国，曾任北高师教育科教授、教务主任。无论北高师学生、东西洋教员,或者处于风口浪尖上的陈宝泉、蒋梦麟以及范源廉,从情感上与邓萃英都颇为亲近，“邓萃英与留日派有旧交，与留美派有新谊，加上他的灵活与原则相结合的工作作风，很快得到双方的认可”。北高师校长风潮就此偃旗息鼓。
（邓萃英）
三、结语
在北高师校长风潮爆发之前，《教育杂志》曾刊署名“云六”的文章,历数中国效仿日本设置独立师范教育体制的弊端:“现在办理高师的一般东洋货,对于这种制度,因为自己出身所在，崇拜得尊无二上"，我也不去怪他，独惜那般西洋留学生，也牢守这种恶劣模型，在那里口讲指画，教导学生,他们要算是不动天君的偶像了，但也不可一概抹杀的,曾有一二美国毕业生,很想模仿哥伦比亚大学师范科的内容、一切设施，把现行制略略变通些，可是被部定章程束缚牵制，还是不能根本改善，咳!好不可怜!”矛头直指民初的大学体制。
实际上，1912年7月,范源廉接任蔡元培继任教育总长，任上对高等师范教育向何处走有清晰规划，具体体现在《师范教育令》中:“高等师范学校以造就中学校、师范学校教员为目的”,“高等师范学校定为国立,由教育总长通计全国,规定地点及校数,分别设立”，经费由国库拨付。30]与这部以日本文部省《师范教育令》(1897)为蓝本的高等师范制度相配套,是范氏设立高等师范区的设想，他计划将全国划分为六大师范区，每区以一省为中心，将附近各省的高等师范教育行政合并管理，归教育部直接管辖。他这种以高等师范学校代替大学、担负各区教育中心的设想，在其去职后的1913年6月得以实现，教育部确定设立6所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北高师被列为首位。1914年3月16日,教育总长呈文大总统,再次强调国立高师的重要性,称“高等师范学校,为师范学校教员所自出，又为教育根本之根本。在前清时，由各省设立,办法不能完全，宗旨或有偏重，断无统一之可言。唯有将高等师范学校定为国立,由中央直辖,无论为校若干,悉以国家之精神为精神,以国家之主义为主义,以收统一之效”。将设立国立高师统一教育视为“国家根本至计”。这种主张及举措，与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设想相左。蔡氏仿照德国教育制度,认为应该停办高师，由大学培养的毕业生充任师资:“鉴于高等师范学校之科学程度太低，规定逐渐停办;而中学师资，以大学毕业生再修教育学的充之”，“又以国立大学太少，规定于北京外，再在南京、汉口、成都、广州，各设大学一所”。因蔡元培旋即辞去教育总长之职，其设想未能得到践行机会,但由此埋下了师资应由综合大学培养的舆论种子。
1917年以来,随着提高师资培养程度的舆论升温,学界就高师改良升格问题达成共识，但如何升格却争论激烈，究竟升格为师范大学还是综合大学相持不下，焦点落在大学体制上。以范源廉、陈宝泉、邓萃英、李建勋、李蒸等人为代表，他们大多受过高等师范教育或在高师任教，主持或参与民初教育部师范教育规程的制定，极力主张将高师升格 为师范大学，保持师资培养的独立性;另一方以蔡元培、郭秉文、蒋梦麟、顾树森等为代表，主张取消师范教育独立设置制度,由综合性大学(普通大学)的文理科培养。双方利用 各种媒介平台营造舆论，相互攻讦。1920年4月7日,南高师校长郭秉文基于欧美大学发达与“学战”考虑，提出在南京筹办国立大学,获得校务委员会委员的一致赞同，郭秉文联合张骞、蔡元培、黄炎培、穆藕初等各界名流，联名发表声明:“欧战以后,各国学者乃悟大学教育亦宜注意，凡所谓推广倡设者,汲汲唯恐或后。盖今后之时代,一大学教育发达之时代也”。以此为由游说国务院及教育部，以南高师为基础创立东南大学,并承诺“仍将高师名义保存,在多方运作下，教育总长范源廉不得不同意”。该年9月，北高师校长陈宝泉从美国考察回来，本着对南京高师改综合大学的一种应急回应，计划以美国制度来进行北高师改良。从陈宝泉所属阵营及陈氏坚持的“两校联络方法”来看，与郭秉文等人有本质区别，从这点看，蒋梦麟的公开信中似乎有多处“不实之处”。北高师校长风潮中,“北大合并北高之议”之所以牵涉到如此激烈的派系之争、人事纠葛，实际上是双方就大学体制问题的第一次短兵相接。随着舆论发酵,第三次出任教育总长的范源廉态度鲜明，不仅斥责“北大吞并北高”为流言，并专门强调高师的独立地位,以此缓冲4-5月间教育部对南高师“寓师范于大学”改革支持态度所带来的潮涌。其后，两派持续交锋，高师改良为综合大学声势日增。以范源廉为代表的师范大学派在北高师这块仅有的实验田苦苦坚持，直至1922年11月《学校系统改革令》的正式颁布[38),双方争执不下的大学体制问题得以解决。在此语境下,北高师升格为师范大学,成为六所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保持独立设置的“唯一”。
无论升格为师范大学或综合大学，六所国立高师改组均先后出现各种棘手问题，针对这些问题，1924年 年初北京师范大学仿效美国大学制度设立董事会,由梁启超、张伯苓等社会名流组成的董事会,为经费困难的北师大奋力呼吁;而1925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通过“呈请教育部恢复国立高等师范教育改建师范大学以发展师范教育案”决议案，表明持“综合大学”观的一些人开始进行反思高师升格为综合大学师范系或科的流弊。无论日本独立设置师范大学(教育大学),抑或美国在综合大学设立师范教育学院，都与该国历史传统、社会心理相得益彰。具体到中国，无论独立设置的师范大学,还是综合大学举办师范教育，均有办学悠久的历史存在,形成了明竞暗争、差异共存的本土特色的教师培养架构。师范大学与综合大学互竞并存的历史路径，为师范性与学术性之争是“一个真实的假问题”找到论据的同时，更在逻辑上证明师范大学和综合大学培养师资孰优孰劣是个扭曲的真问题。历史经验不断昭示我们，无论师范大学，抑或综合大学的单一模式,都不能一劳永逸、一蹴而就保证教师培养的质量和水平，毕业生的教学、学术能力的水平展露，很大程度上与社会需要有直接关系。清华、北大等综合大学毕业生在教师就业市场人数不断增长、综合大学增设教育学院或师范教育,均是对社会需要的回应而已。在大众传媒不时会影响社会需要的舆论风向的当下，梳理“北大合并北高之议”始末,或许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作者：周慧梅，来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1年第1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