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丙中的著作《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出版以来，民俗学研究出现了新的驿程。不管是以吕微和户晓辉对民俗生活世界的理性思辨，还是诸多学者对民俗生活世界认知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学术实践，２０多年以来，民俗的生活属性以及对民俗整体性的研究成为“新的驿程”的学术共识和学术实践。伴随着这种学术共识和学术实践，民俗学界一直存在着对民众日常生活的思考。其一是对西方“日常生活”概念的介绍与阐释，包括胡塞尔、舒茨、列斐伏尔、赫勒等西方学者的“日常生活”概念。尤其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及其现象学先验还原方法受到民俗学界的推崇。其二是日常生活批判传统与阐释传统的延续。日常生活批判的传统进入９０年代，延续自民俗学以外的其他学科，依据西方的“日常生活”概念，“它从传统日常生活的结构和内在图式中揭示传统文化的根基，从而在生活世界的根基上揭示人自身现代化的具体途径”。日常生活的阐释传统在八九十年代依然延续了五四时期本土生发的传统。作为学科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钟敬文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就是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者、参与者和研究者。钟敬文关于民众日常生活的思想是日常生活概念本土生发的代表，并且伴随着钟敬文的学术生命一直延续至八九十年代。比较遗憾的是，钟敬文关于民众日常生活的论述，无论在哲学思辨，还是经验实证方面都鲜有学者论及。捧读钟老著作，不揣浅陋，试就先生关于民众日常生活的思想论之，祈盼学界前辈及同人批评赐教。
（钟敬文）
一、钟敬文民众日常生活思想的本土生发
２０世纪初，北京大学征集民间歌谣运动开始后，钟敬文受其影响而在家乡民众日常生活中搜集民间歌谣，后到广州跟顾颉刚等一起从事中国民俗学会工作，成为中国民俗学学科初创时期的得力干将。对于民众日常生活的切实感受及民众日常生活文化的研究，让他产生了将民俗学作为终生志业追求的信心与决心，乃至于放弃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晴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后武”的散文创作，并于４０年代自费到日本留学苦读研习。在民俗学早期初创者们纷纷转移到各自主业上时，钟敬文却以一种学术自觉的坚韧精神和文化传承的使命意识，一直守护民俗学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第二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文化热，以民俗学为志业的钟敬文没有置身事外，他在回顾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时曾经谈道，民俗文化“体现着民族社会生活及其多数成员的思想、感情和创造能力”。他以一己之力南征北战、东西奔走，呼吁民俗学学科的重建与中国民俗学会的成立。同时将中国传统文化分为三大干流，即上层文化、中层文化、下层文化，而中下层文化便是民众的日常生活文化即民俗文化。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一书介绍了钟敬文关于民俗作为生活文化的学术见解，但主要借鉴并引入了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他自己也曾经谈道：“不过采用了有明确的哲学根基的生活世界’‘日常生活’的概念。”直到２１世纪，民俗学对民众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关注，对日常生活概念的讨论越来越深入，令人遗憾的是，较为集中性的讨论基本都是从西方的日常生活概念出发，这样固然为民俗学日常生活的研究趋向奠定了现当代哲学的根基，却也在学科的分工层面混淆了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区分，因而对日常生活本土概念生发的历史基本忽略。尽管讨论者注意到钟敬文“提出了民俗是一种生活文化的理念，由此开启了从生活概念来建构民俗理论的新路”，但对钟敬文关于民众日常生活思考的学术文化遗产并没有进行较为深入且全面的挖掘与阐释。实际上，钟敬文对日常生活“具体、活动、复杂”特征的描述、对日常生活影响因素“时、地、人”之分辨、对日常生活历史关联与内在机能的思考，已经以点睛之笔从内涵与外延、现实与历史、时间与空间、物质与人自身等不同维度，对民众日常生活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洞察和提纲挈领式地揭示，更为令人叹服的是钟敬文对日常生活的主体即民众的生活实感也有自己独特的发现与概括，这些思想火花所呈现的学术概念与所蕴含的理论价值及其张力都有待进一步发掘、阐释，以发扬光大。
钟敬文关于民众日常生活的思想是否来自日本？或许有不少学者有这样的疑问，因为３０年代钟敬文曾经自费到日本留学。钟敬文留日期间的研习活动通过他后来的回忆可以略知一二，吴真根据自己在日本发现的档案资料撰写了《钟敬文在日本的文学活动与民俗研修》，也让我们对钟敬文的留日研习活动有了更多了解。钟敬文留日研习活动主要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介绍与民俗研习，而民俗研习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欧美人类学的理论著作研读；另一方面是民间文艺学方面的论述，尤其是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从钟敬文在日本的民俗研习来考察，我们找不到钟敬文民众日常生活思想受到日本民俗学影响的有力论据。钟敬文在日本留学的１９３４年至１９３６年，并没有拜访并结识柳田国男，柳田国男民俗学研究的行为倾向也没有引起钟敬文的特别注意，况且柳田国男的民俗学研究在当时还主要是一种“家塾私授”的形式。日本大学体系中的民俗学教育开始于１９５８年，而对于日常生活的重视并将其自觉地作为关注对象，发端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日本史学界在法国年鉴学派影响下的社会史研究。社会史的研究将日常生活作为史学研究的关注对象，“社会史从法国介绍进入日本后，在学界和社会都引起了很大轰动，在这种情况下，民俗学者感到社会史的主张于民俗学有相近之处，也感觉到应该和社会史学者一起进行研究”。７０年代相去钟敬文的留日研习活动已经甚远，３０年代柳田国男的“家塾私授”在地域与接受方式上也相去当时在日的钟敬文甚远，因此，钟敬文早期关于民众日常生活的思想并非来自于日本民俗学的启示，而是源自他自身对中国民众日常生活的观察、感悟与思索。
二、钟敬文关于民众日常生活的论述
钟敬文关于民众日常生活的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社会变化的现实，以及他自身对于民众日常生活的关切。虽然后来又到日本留学，但其对民众日常生活的体验、思考，日常生活与生活实感：钟敬文关于民众日常生活的思想及其启示以及认识却早已发生了。受北京大学民俗活动的影响，钟敬文很早就开始在家乡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搜集“活的”民间文艺了。１９２８年，钟敬文在对顾颉刚《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的演讲记录中曾经记下“要找到一般民众生活文化的材料，很不容易”，当时所谓“民众文化”在顾颉刚和钟敬文看来就是“民众生活文化”。１９３７年，钟敬文在《民众生活模式和民众教育》这篇文章里对民众生活模式进行了相对集中的论述：“民众的生活模式不是抽象的、呆板的、单纯的东西。它是具体的，是活动的，是复杂的。它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形，同时又在旷远的时间、空间等上面保持着一种关联的线索。各种生活模式之间，也彼此互具着显然的距离以及微妙的联系。”尽管这篇文章的出发点 是以民众教育改造民众的生活，但钟敬文对民众日常生活的认识却饱含着颇为熟稔的认知。这段提纲挈领的论述以点睛之笔揭示了民众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是民众日常生活阐释传统的本土开创与集中代表。
（一）民众日常生活的基本特征
钟敬文认为民众日常生活是模式的，所以他将民众日常生活称之为“民众生活模式”。钟敬文主编的高等院校民俗学教学参考书《民俗学概论》里也提到民俗的基本特征之一便是类型性或模式性。高丙中在《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一书中也将民俗视为具有普遍模式的生活文化，民俗生活也是用普遍模式建构的活动过程。模式是对民众日常生活的整体关照，比如相对于民众的日常生活，公职阶层也有自己与民众不同的日常生活，在民间曰“路数”“活法”，也就是我们所谓模式。除了整体的模式性之外，民众日常生活“它是具体的，是活动的，是复杂的”。
具体、活动、复杂揭示了民众日常生活的常态，民众日常生活不仅是个人叙事，同时也是交往性的集体叙事，并且具有丰富的智慧和情感。
民众日常生活的具体性主要说明民众日常生活都存在着实际的样态。民众日常生活的饮食生活、两性生活、精神生活等都各有各的模样。民众无论是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或感受他人的日常生活，都是在具体的日常生活样态中进行的，因此，我们在进入民众日常生活从而研究民众的生活文化时也要从具体的日常生活样态入手。钟敬文很少抽象地谈论民众日常生活，他总是强调要关注具体的民俗生活。“因为人们的生活中到处都存在着社会风俗、习惯以及有关的思想感情，所以要形象地真切地反映人们的生活，就必须以具体的生活样式来表现”，他认为民众的生活要以具体的生活样式来表现。
民众日常生活的活动性主要说明民众日常生活是一种动态的存在。如上文所述，民众日常生活不仅是一种个人叙事，更是一种交往性的集体叙事。民众日常生活的交往性不仅存在于民众之间，也存在于民众与自然、社会及信仰之间。民众的种种交往活动显示了民众日常生活是一种动态的实践活动过程，因此，我们在考察民众日常生活的文化时不仅要具体地把握，还要在动态中把握它的存在。钟敬文在一篇文章中引用马林诺夫斯基的话说：“在一定的社会物质生产力所形成的社会生活之下，人类生活的形式，本与之相适应。由一定的生活形式，便决定一定的风俗。等到社会变化，风俗亦不得不随之变化，这是一个定律。”钟敬文引用马林诺夫斯基的这段话说明，他认为民众的日常生活也是变化的，风俗随着民众日常生活的变化而变化，要在动态的变化过程中考察民众日常生活。
民众日常生活的复杂性不仅在于民众日常生活具体样态的多样化、实践活动过程的动态化，更在于民众日常生活饱含着民众的智慧与情感，表现出驳杂难辨的情态。钟敬文认为：“像鱼儿生活在水里一样，经营着社会生活的人们，无时无刻不泡在广泛的各类民俗文化之中。他们从日常必需的衣食住行，从他们置身其中的家庭、城市和有关的各种团体、机构，从他们所参与和接触的信仰、说唱活动到日常会话，无不存在着民俗文化。有许许多多这方面的现象，虽然你的眼睛不能看见它，双手不一定摸到它，但它存在着，并且默默地把你跟别的成员的行为、心态牢牢凝结在一起。”钟敬文认为民众日常生活浸泡着各式各样的民俗文化，民俗文化的多样性也反映出民众日常生活的复杂性，摸不着但存在着，还起到凝聚的作用。我们平时在跟民众接触的过程中，往往也会有一种感觉：民众既淳朴又狡黠。这种看似矛盾性格的养成，是民众日常生活的一种常见的情态。民间“礼多人不怪”其实就是民众日常生活复杂化的表现。在送礼与不送礼之间、给谁送礼而不给谁送礼之间掂量，民众的日常礼仪生活非常复杂。我们在考察民众日常生活的文化时，对民众复杂的智慧与情感只有切身地去感受，才能获得他们对自己日常生活的“生活实感”。
（二）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因素
钟敬文认为民众的生活模式不仅是具体、活动和复杂的，同时也因时、因地、因人而日常生活与生活实感：钟敬文关于民众日常生活的思想及其启示异形。时、地、人构成民众日常生活的一种基本结构存在。民众的生活文化都是在一定的时、地、人的基本结构里生成并活动。
时则揭示了民众日常生活受时间性或时代性的影响。中国历史上要找到一般民众生活文化的材料很不容易，而新文化运动以来，民众日常生活、民众的生活文化才成为民族文化的新鲜血液。钟敬文也正是认识到民众生活的历史变化，才矢志不移地选择民俗学作为终生追求的志业。日常生活是一种时间存在，随着个体生命的结束，个体的日常生活也不复存在。列斐伏尔把日常生活划分为三个阶段也说明日常生活受到时代的影响。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日常生活存在，随着时代的变换，民众日常生活也要变化，即民众日常生活转型。民众日常生活是动态性地在时间中过活的，转型进入一种新常态实属必然，所以历代皆有移风易俗的实践。
地则揭示了民众日常生活受地域性或民族性的影响。钟敬文在论述原始民族和半开化国的多数民众时认为：“他们在日常的生活上，在特殊的生活上，都有着受教育的机会——或者教育别人的机会，在那种社会里，他们的礼仪，他们的习尚，他们的禁忌，他们的艺术，都是他们具体的教义和教材。”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的民众日常生活在具有普遍的模式性特征的同时，也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或独特性。以传说为例，我们可以看到传说的主人公或主要情节在不同地方、不同民族都会有具体的变化，同一个传说会因不同的地方风物而披上多彩的外衣。民众日常生活地域性或民族性的差别恰恰说明民众生活文化的多样性，这也给学者进行跨文化研究提供了用武之地。民俗学不仅做本土化研究，其研究对象所具有的开放性也说明民俗学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也是应有之义。
人则揭示了民众日常生活受生活在其中的个体或阶层的影响。钟敬文认为，哪里有人群，哪里就有社会生活，因此哪里就有相应的社会风俗。民众当中总有一部分人特别地具有自然的天赋，他们的行为往往会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如流动的民间说书艺人，到一个地方往往就会影响到一个地方民众的日常休闲生活。艺人在一个地方说书到一个月要走的时候，当地民众往往会依依不舍，民众的日常休闲生活也因此受到影响。笔者调查的河南省罗山县皮影戏演出群体，他们现在的日常演出生活便受到民国以至新中国成立后三个皮影戏大师的影响。三个皮影戏大师创造性地将罗山皮影戏推向一个传承的高潮，也使罗山皮影戏至今还活跃在豫南鄂北大地。民众在日常的皮影戏演出当中还能够感受到三位大师的影响。
（三）民众日常生活的历史关联
民众日常生活不仅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形，钟敬文认为它同时又在旷远的时间、空 间等上面保持着一种关联的线索。笔者认为钟敬文这句话其实揭示了民众日常生活的 历史倾向。民众的日常生活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历史的一种推陈出新。“旷远的时间、空间”就是历史的时空。民众的日常生活在历史时空里存在着关联，关注现时的民众日常生活，也不能撇下古时的民众日常生活。在论述民间图画时，钟敬文认为：“它可以使我们认识今日民间的生活，更可以使我们明了过去社会的生活。”正是因为今日民间的生活与过去社会的生活存在着历史的关联，所以民间图画发挥着这样的认识功能。在钟敬文看来，民俗文化无疑提供了认识民众日常生活的“一种关联的线索”。因此，“民俗学者清理和研究民俗文化，可以用民俗科学的知识去教育国民，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祖先曾经历了怎样的生活，历来中国人怎样看待这类问题，哪些是一般中国人认为可以变化的，哪些是不大容易变化的，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中国人的情感、价值观、思想观念、理想、信仰，以及个体、集体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历史联系，等等”。
在民俗学的建设中，无论是强调文化遗留物的古代学，还是强调生活文化的现代学，钟敬文都非常重视中国民俗学的历史传统，在钟敬文对民俗学的理论建构中，历史民俗学始终是不可缺少的部分。当国内的人类学开始历史人类学研究、不少人类学者开始对历史与传统进行补课的时候，钟敬文对民众日常生活历史关照的学术贡 献尤显可贵。在这种思想的引领下，张紫晨率先完成了厚重的《中国民俗学史》，钟敬文则身体力行主持了《中国民俗史》的编纂。钟敬文和张紫晨分别从对象史与研究史的角度为中国民俗传统与中国民俗学传统的延续及历史关联奠基。尤其《中国民俗史》的编纂，为我们透视历史时空里的民众日常生活提供了“一种关联的线索”。钟敬文关于民众日常生活历史关联的学术思想应该成为民俗学界珍贵的学术遗产，尤其在当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在感受民众日常生活变化的时候，应该关注民众日常生活的历史关联，尤其是捕捉“关联的线索”，这样才能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个人叙事见到或隐或显的集体叙事。
（四）民众日常生活的内在机能
在列斐伏尔看来，日常生活是现代性的动力学而不是静力学的范畴。日常生活固然有其顽固的习惯性、重复性、保守性这些普通平常的特征，但同时也有着超常的惊人的活力与瞬间式的无限的创造能量。日常生活之所以有着惊人的活力与瞬间式的无限的创造能量，在钟敬文看来是因为民众“各种生活模式之间，也彼此互具着显然的距离以及微妙的联系”，也正是这种“显然的距离以及微妙的联系”构成了民众日常生活 的内在机能。钟敬文在三十年代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中国民谣机能试论》，尽管在正文中我们看到钟敬文对于民谣机能的论述偏在于民谣功能的论述，但在这篇文章的开头，钟敬文却旗帜鲜明地指出了机能问题的重要。他认为：“机能的问题，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机能大都是一种文化产物所以存在乃至于发生的根由。而且，机能和那产物中的其他方面，例如本质、形态等都有很深切的关系。倘若说，机能的研究，是一切文化产物研究的关键，恐怕也不是太夸张的话吧。”钟敬文关于机能的 这段论述，其实并不是这篇文章正文里所谓功能的阐释，而是关于文化产物机理与机制的精彩点睛。将此段论述中“机能和那产物中的其他方面，例如本质、形态等都有很深切的关系”与上述“显然的距离以及微妙的联系”相联系而考察，显然民众生活模式之间这种“显然的距离以及微妙的联系”其实揭示的就是民众日常生活的机理与机制，也就是机能。钟敬文关于民众日常生活机理与机制的揭示，为我们透过历史时空，考察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阶层民众具体、活动、复杂的日常生活提供了钥匙和抓手。民众日 常生活正是依靠生活模式之间的距离与联系而互动并传承，甚或转型发展着，因此，我们在考察民众日常生活时，最关键的是考察其发生、传承与转型的根由，也即是其内在的机理与机制。钟敬文的这些论述对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更具有指导性意义。我们往往泛泛而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延续的内在机理和机制却往往视而不见或涉而不深，究其原因，还是将民众日常生活及存在于日常生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视为一种静态存在，而没有真正视为一种具有历史关联的动态传承。
三 钟敬文关于民众生活实感的论述
随着民俗生活属性的广泛认同，民俗学作为感受生活的学问也为学者所认知，特别是受身体哲学的启发，以及当前我们国家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更加证明了感受生活的民俗学的重要性。学者对民众日常生活的感受目的在于学术的研究实践，但学者在感受民众日常生活的同时，毋庸置疑，也要感受民众对自己日常生活的感受。民众对自己日常生活的感受在钟敬文看来就是民众的生活实感。笔者认为民众自己生活实感恰恰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钟敬文在《被闲却的民间艺术》里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忽略了一个重要之点，即他们（民众）原是和我们同样地经营着社会生活的人。他们有充实的生活，同时也具有这种生活的实感。他们的许多艺术，便是他们生活实感的形象表现。在那里，有着他们生活的喜悦和烦恼，在那里，有着他们智慧的传统与创造。”
钟敬文认为民俗之“民”即民众有充实的生活，并且具有自己的生活实感，更重要的是民众的生活实感会通过民众创造的艺术来表现。钟敬文在文章里所描述的“生活— 生活实感—艺术”结构其实就是民众“日常生活—生活实感—生活文化”的变换。钟敬文关于生活实感的论述从以下两点揭示了作为日常生活主体的民众对自身日常生活实际的感受内容与表现。
（一）民众生活实感的内容是情感与智慧
民众的日常生活是复杂的，表现着民众智慧与情感的各种情态。钟敬文认为民众的许多艺术都是他们生活实感的形象表现。“在那里，有着他们生活的喜悦和烦恼，在那里，有着他们智慧的传统和创造。”从钟敬文的论述里，我们可以看到民众生活实感的内容包括他们日常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情感和智慧。民众的情感和智慧促进着民众日常生活的传承与发展，同时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创生着民众新的情感和智慧。民众对其日常生活的生活实感自始至终地存在着。生活实感也是民众日常生活的主观表现，也是日常生活主体的表现。关注民众的生活实感有利于更精准地把握民众的日常生活，也见到了“民俗”之“民”。做民俗学的研究不仅要关注生活文化的具体表现，更重要的是关注民众的生活实感，这也是民俗学立足日常生活考察生活文化的旨趣所在。民俗学研究要能够立足民众的日常生活而感受他们的生活实感，感受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与智慧，并要察觉民众生活实感中情感的变化和智慧的创造。
（二）民众生活实感的具体表现是生活文化
民众生活实感表现为一种文化艺术的存在，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生活文化。民俗是一种生活文化，是民众生活与文化的一体化存在形式。民间文化艺术与民众日常生活相联结，民众感受日常生活的同时，创造、享用和传承表现生活实感的生活文化。生活日常生活与生活实感：钟敬文关于民众日常生活的思想及其启示实感不仅是民众日常生活的表现，也是民众生活文化的根由，民众生活文化是民众生活实感的具体表现。“日常生活—生活实感—生活文化”是三位一体的存在。生活文化表现着生活实感，生活实感体验着日常生活。笔者在调查河南罗山皮影戏过程中察觉到，罗山皮影戏艺人在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感受到民众的情感与智慧，同时也以自己对民众的这种生活实感传承和创造着皮影戏艺术的内容和形式。皮影戏在豫南鄂北一带依然是当地民众在庙会祠堂、生儿育女、谈婚论嫁、发财致富、考学升职甚至老牛下犊等日常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敬神助兴的文化艺术，民众在这些日常生活当中的情感与智慧都集中表现于罗山皮影戏的演出过程。罗山皮影戏这种当地民众的生活文化艺术 生动表现着民众的生活实感。
四 钟敬文民众日常生活思想的未来启示
民俗学研究日常生活转向已经成为民俗学界的共识与实践，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实践的思辨倾向赋予了民俗学研究的内在价值性，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实践的实证倾向则赋予了民俗学研究的外在可能性。但是，如何认识与体验民众的日常生活？如何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认识与理解民众？ 民众如何从已然的日常生活向应然的日常生活渐进过渡或大步跨越？这些问题还需要民俗学同人的共同努力。实际上，到中国民俗学前辈的思想中寻找继续前进的资源与力量，同到民间去，到西方的相关概念中，同样重要。钟敬文关于民众日常生活基本特征、影响因素、历史关联以及内在机能的思想，关于生活实感和生活文化的阐释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勾勒出“日常生活—生活实感—生活文化”的民俗学学术话语与概念基本架构。当前中国民俗学研究的日常生活转向实践实际上还停留在“日常生活—生活文化”的框架，钟敬文却早已指出了日常生活与生活文化之间的民众的生活实感，民众日常生活与生活文化之间的生活实感环节是民俗学研究“民”，以及见到“民”背后大写的“人”所不可缺少的一环。当然，“生活实感”的概念能否成长为民俗学的一个学术概念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和商榷，但关注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生活实感实在是民俗学重视“民”的历史要义与体察之途。中国民俗学者或许应该自觉地立足于日常生活，从日常生活出发，回归日常生活，在此过程中充分感受日常生活，获得交互主体性的生活实感，并以生活文化的形式表现民众的生活实感，从而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彰显民俗学对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深刻洞察力，从而进一步理解与弘扬钟老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理论主张。
（作者：周全明，来源：《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20年第2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