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李大钊（1889—1927），曾用李耆年、字寿昌等名，后改为此名，字守常，号奄年，河北乐亭人，是中国共产主义理论宣传和思想引介的先驱以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先行者，是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宣传家、报刊活动家，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领导者。他高擎新文化运动旗帜，积极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大力传播工人运动及建（组）党情况，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名文，其主要著作收录在《李大钊文集》之中。李大钊学识渊博、淹贯中西、视域广袤、识见超迈，是民国时期学术界、教育界著名学者，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中，享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1919年，作为著名社会学者和北大教授，李大钊受邀参加“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并作现场演说，他诚挚地表示“兄弟得参与盛会，觉得非常荣幸”，继而又表达了“我今天虽然谈到图书馆教育的事情，可是教育是诸位专门的学业。我对于教育没有特别的研究，所以说的或者是很肤浅”的谦虚态度，并借此机会谈了几点自己关于图书馆建设与发展的看法及主张，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师生们共同商量、一起讨论，以期融通视界与扬榷构思。实际上，李大钊有着专业的图书馆知识，有着丰富的图书馆管理经验，还考察与比对过欧美图书馆事业，引进过西方先进的图书馆制度与模式。可以说，他有着深厚的图书馆理论修养、丰富的图书馆实践。
李大钊在演说中坦陈，我国的图书馆事业起步晚、底子弱、基础差、水平低，到了非奋起直追、迎头赶上不可的时候。图书馆是文化传承与学术衍生的重点，与教育事业有着莫大的关联。它不仅是开风气、牖民智、介绍欧西学术、挹注现代文明的重要阵地，而且是强化现代国民意识、构筑大国民族精神的重要机构。
（李大钊）
一、图书馆和国民教育有密切之关系
（一）图书馆的发达是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不二法门
图书馆从传统向现代迈进之时产生了许多新的功能，具备了不少新的性质。就图书馆产生的历史与演进的现实来说，其本质决定了它具有重要的教育职能，必然“担负着搜集与保存、组织、利用人类文化的功能，对历史上的教育和学术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李大钊认为，要想让已然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滞后于现代化教育程途的中国教育得到长足发展和实现后发赶超，一定要使全国人民不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势下都有自我修为、研究学问的机会和条件，构筑起全民阅读的公共空间，营造全社会共同学习的良好气氛。换一句话说，就是要使得全国变成一个偌大的“图书馆”或“研究室”，每个公民成为这座庞大无朋的“图书馆”的学习者、包罗万象的“研究室”的研究者，同时也是其忠实的支持者和维护者，建立起终身学习的价值观念，营造好全民向学的良好氛围。但是，这样远大且美好的愿景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亦非毕其功于一役可以成就。倘若要达到上述这种完美教育的方针，实现这一全民教育的宏愿，对于彼时的中国而言，无疑是国民意识和国家意识的一剂强心针和催化剂，有助于合群爱国，有利于团结奋进。当然，引领全面学习的潮流，带动举国钻研的风尚，也不是绝对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手段千方百计、其途径多种多样。但总归于一点：非得依赖发达的图书馆不可，也即是说：必须构建起结构完整、组织完备、系统稳固、理念先进的覆盖全国、包涵城乡的图书馆体系，以造成图书馆事业兴旺发达、图书馆人才层出不穷的良好局面。
（二）图书馆是社会教育的有益补充
现代化的图书馆，人们不再把它仅仅看成是文献收藏的地方，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科学、教育、文化的机构和促进文化科学教育事业的社会力量”和“较别的事业更具体化、更有永久性和独立性的一种社会教育”，其社会价值在于给人们以知识的利用和智力的开拓，已然超越了储藏文献的原始功能。李大钊指出，目前为止，世界主要国家的图书馆均可以划分为这么两种：一是社会的，即以社会力量为主导兴办的，其服务对象和目标群体是社会一般人民，社会类图书馆的性质是公益性和公共性的；二是学校的，即主要由学校自己举办的，其服务对象和目标受众为全体师生员工，学校图书馆的性质是教育性、专业性、学术性，主要面向内部（附属）的。由于这两种图书馆的属性和特征的不同，所以具体表现形式和外在运行模式也不一样。前者为社会公益事业，扮演着“社会的大学堂”“永不关门的学校”的角色，依靠政府津贴或民众补助维持，基本上对全部公民开放；后者为学校内设机构或辅助机关，扮演着全校师生“知识的宝库”和“研究的中心”的角色，依靠学校自己经费和少量外部捐赠（个人或集团），基本上仅对本校师生员工开放。但是，不管哪种所有制形式的图书馆，都离不开激发教师的热情、改良教学的方法、齐备教材的种类、整合教法的理念；无论是全民所有性质（公立）的图书馆还是私人性质（私立）的图书馆，都与全面教育、终身学习有着莫大关系，都对助力国民教育、完备教育体系大有裨益。
二、古今图书馆功能的异同和中外图书馆的比较
（一）我国图书馆历史悠久、事业承传不绝
中国的图书馆及其事业，历史源远流长，上溯三代、远迈中外,影响力有目共睹，是古代文化和华夏文明的魅力与传统的集中展现，也是中华文明承传至今的依据与根基，反映出思想文化和学术的主要脉络。据古书记载，“老子曾经当过柱下史，这就是现在管理图书的人”，这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已经出现了图书馆的雏形，智慧且好学的先人们便进行了大量的图书馆活动。古代的图书馆知识与学说，是“在文献整理，尤其是在文献编目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承担着“搜集和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的职能”。
这一点东西各国概莫能外。外国的图书馆历史相对亦久，进入近代以来发展尤为迅猛，可谓日新月异。由此可见，无论中外都对发展图书馆事业予以高度重视，图书馆伴随城市的发展和大众的追捧而不断走向成熟。进入现代文明以来，人们不再把图书馆单纯地看作是一个“藏书楼”“阅览室”，更多的被视为一个传播知识、交流思想的社会公共文化事业，一些大型、时尚、先进的图书馆甚至成为一个城市或地域的标志性建筑。自清末民初以来，我国的图书馆逐步打破传统框架的束缚，以不可阻挡的趋势，从旧时代的藏书阁向兼有信息和知识中心功能的现代图书馆迈进。时至今日，更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设施”以及学习休闲的重要场所。
（二）现代图书馆的观念更新、功能扩展
以今日的眼光来看，古代图书馆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其性质有了巨大的飞跃，和现在的图书馆有延续和相同之处，亦有揄扬与不同之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古今图书馆在诸多方面表现出不同之处，有的地方甚至完全不同。
古代图书馆不过是收藏书、储备书的地方，充其量是藏书阁、储蓄库，主要目的为阅读与自学、备文与咨询，作用有限且功能集中；现在的图书馆不仅仅是藏书收书的地方，更为主要的是进行学术研究（做学问）的地方，书籍的利用效率高于以往时代。其次，古代图书馆没有专门“管理员”，他们大多数只是普通的守书人，其工作重点就是不叫书籍损坏、流失，就算尽了他们的职务；现在的图书馆设置了专业的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他们不仅仅负责保护书籍、修缮书籍、研究书籍，而且要向公众推荐书籍、介绍知识、弘扬文化、传承文明，设法使手里的书籍发挥出很大的实际效用，还需要经过专门的培训，也可通过职称路线晋升。此外，古代图书馆是各级官吏、皇室贵族和士大夫的“私人会所”“高级书房”，书刊只供少数知识精英研读和探究，成为他们所世袭、垄断的文化特权，一般人（包括大量的文盲）常常被排除在使用范围之外；现在的图书馆不仅面向大众开放，而且还鼓励阅读和阅览，任何公民都能够接受到图书馆的服务，含有义务教育、普及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性质。
现代图书馆具有教育功能，与教育密切相关，从属于“大教育”概念的范畴。图书馆是教育机构（尤其是高等学校）的文献情报中心和服务教学科研的主阵地，“如果没有图书馆这座知识宝库，研究人员的知识无法更新、亦无法吸收新鲜营养进行科学研究”。现代意义图书馆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作为教育的有益补充，正如李大钊所言“现在图书馆已经不是藏书的地方，而为教育的机关。”一言以蔽之，现代化的图书馆，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较过去而言都有了很大的延伸与相当的扩展——它的观念更加新颖、功能更加强大、阅读范围更加广泛、文化品味更加提升、知识魅力更加浓郁，务期为瞿曇之檃栝和人道之津梁。
（北京高师图书馆落成纪念）
三、现代图书馆与新式教育与创新教授法的关系
（一）与授课（教学）法关系
现代图书馆之所以和“教授法”（教学论）有着密切关系，是因为它与现代化的教育互为表里、互为补充且互相促进、相得益彰。一方面，图书馆是现代教育的延伸，是现代教育手段的拓展；另一方面，教育是图书馆的重大使命，是图书馆的现代意义和存在价值。因此，现代图书馆的勃兴与覆盖，促使教育方法、教学手段（教授法）亦随之而产生重大变化，不论是教书技巧上还是课程安排上都将有所变更。那么，为迎合这种教育趋势和图书馆发展潮流，各自的功能与角色也不能不进行相应的改变。回顾既往，旧的“教授法”是以教师为主体的、以课堂为中心的，强调师道尊严，重在言传身教，主张“师—生”的单向传播；而现在这种单一、呆板的传授制度已经越来越不符合现代教育的科学规律，违背了学生接受的心理需求，不少青年学生对此尤为不满，他们希望双向交流、传授互动，即主张“师—生—师”的新型教授模式。策应这样的主流态势，许多具有先进教学理念的教师除了在讲堂和教科书以外，还指（列）出许多参考书目，作为学生自学自修的课外材料，扩展了课程的范围，延伸了课堂的效应。若图书馆没有丰富的藏书，上述先进的教师法难以奏效，甚或不能产生任何效果。所以说，现在图书馆要尽量筹备大量的图书（古籍等复本亦须增加），尽力搜罗古籍善本、金石经卷等。一方面，就是主要的书籍（如康熙字典等工具书）应增加复本，方便众多读者借阅；另一方面，也要保存一些孤本、珍本或修补残缺书本，使它们不致灭迹。
（二）与研讨（学习）方式关系
在迈入现代化、与欧美标准看齐的教育过程中，须突出图书馆的地位、强化图书馆的功能，强调读者的自我修为及深入钻研，以读者的自主学习、主动学习为主。尤其是在信息迅猛增长的知识经济时代，每个人都不可能在学校有限的教育中掌握终身需要的全部知识，人们“要想在信息时代的激烈竞争中取胜，就必须具备较强的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知识的能力和利用信息解决问题的创新能力”，利用图书馆资源和掌握图书馆技能，是其中的必然抉择和应有之义。循此，图书馆是学术研究的“诞生地”和必备之所，是知识的总汇、学术的心脏和研究者“栖身”之地。
美国在这方面走在了前列，如美国的不少大学设置了很多助教岗位，为充分发挥他们“助教”的角色，规定这些助教可以不必上讲堂授课（当然亦无须坐班、值班），他们的主要任务便是“一头扎进”图书馆，负责找寻出问题，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遨游、打捞出精美的“贝壳”“珊瑚”，将搜罗出的书籍、发现的材料分门别类，供给学生参考、引发学生研究的兴趣。不难看出，这种制度有两大好处：第一，可以消除师生间隔阂，促进教学相长，融洽教与学的感情，形成师生共同研究、共同进步的可喜局面；第二，可以鼓励学生的研究天性与探析兴趣，激发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毅力、耐力和能力均有所斩获，奖掖新的学术苗子和鼓励新的研究成果。因而，实行这种制度不仅可行、而且必行。当然，海量的图书准备是其先决条件，反推图书馆增加大量的复本，虽然带来成本增加、效率低下等些许轻微问题，但总体上利大于弊。因此，美国的图书馆模式与教授法相结合所产生的“新法”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四、旧式图书馆的弊端和新式图书馆的优势
（一）开架式与文库式的比对
我国旧式的图书馆大多采用的文库式，导致取书、借书、看书、归还等多个环节烦絮且费时，而且办理相关手续也非常麻烦。尤其是阅书的人不能亲自查阅、现时找寻，“只能在目录里查出书名填在单子上叫管理员拿来。若是拿来的不合用又要按以前手续去换”，这样一来，既增加了读众负担、又加剧了管理人员的工作量。针对这一情况，李大钊介绍说：现在欧美各国为节省无谓的手续和虚费的时间，并且给阅览的人一种选择的便利，所以普遍主张“开架式”办馆模式。该模式在实际操作中越来越显现出优势，同时也被广大读者所接受和认可。当然，开架式在运用之初尚不完美，在实践中仍然暴露了一些问题和弊处，如少量图书的损失，但总体利大于弊。而且，不少国家正在不断完善开架式的模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例如，英国开发的“安全开架式”模型较为典型，该模式尽量减少或杜绝弊端与漏洞（与美国开架式相较则更进一步），损失降低，收效明显。
（二）字典式目录与分类式目录的比较
倘若采用开架式，那么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目录。从前老的目录是字典式，就是以书名的字母顺序排列，这种目录适宜于我国文库式的典藏方式，因为可以使管理高效、阅读便利。但若采取了开架式，那么目录编排就不能因循守旧了，否则会造成极大的混乱。开架式的目录宜以书籍的性质去分别（这一方法沿用至今），每种性质的书籍设有一个编码。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图书馆随着时代的发展日益成为一座“研究室”和“自习室”，阅览图书要能随时翻阅，查阅文献要能一步到位。若是沿袭传统的字典式，必然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总之，现代图书馆发展的新趋势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书籍的复本增加、备份增多，以便保存原件、流通借阅；另一方面是流行开架式，以便分门别类管理和便于查找归还，也节省图书馆管理者不少事务。这两方面都是当时图书馆新趋势。
五、北京大学图书馆办馆标准与运行方法的参考与借鉴
作为全国著名高校和同城高校，北京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北大图书馆）的办馆模式和管理方法值得参照、分享与探讨。李大钊担任过北大图书馆馆长，对北大图书馆各项工作熟稔在怀、了然于心。在他的主持下，北大图书馆采用的是当时最先进的美英等国的分类法，这样极大地提高了学校的教学质量与整体的教育效果，成为当时图书馆的亮点。李大钊论述道，北大图书馆吸纳欧美国家图书馆的优点，已基本上从以前的文库式转变为现在的开架式，由于历时较短、经费短绌、人员及经验不足等主客观因素，造成设备还很不完全，各项规章及管理制度还有待完备，但总归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其中，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不妨兴建新馆或将原有图书等移到一座新的地点，突破老馆规模较小、设施陈旧的瓶颈，新馆必须房子大、设备齐、人员足等，建筑款式符合现代化图书馆要求；二是假使条件暂时不允许建立新馆，可以有权宜之计，尽量用小的房子（甚至宿舍）当文库，大的当阅览室，文库用于藏书，阅览室用于科研，等到条件好了再开辟新的图书场所、兴建新的阅览室，并对书籍刊物进行分类，对各类资源进行优化组合。
六、开放型（自主式）图书馆要求读者具备较强的公德心
“开架式”阅览模式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会带来很多问题。因为开放式的图书馆，给予了进入者最大的主动性和随意性。那么，如此自由的环境下，最重要的是公德心，即要求读者具备较高的公民素质，做谦虚有礼的文明人，自觉维护图书馆的秩序，自觉爱护所借出或阅览的书籍，自觉接受图书馆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工作人员的管理。图书馆“为绝对公开、纯系服务而设立”，要使“一般民众知公物之运用、保护与爱惜，则须培成其公德心，以适应生存于现代社会”。在公民概念尚未深入人心和社会风气未开的民国初年，做到“自觉”二字实属不易。现代图书馆是传递和播种文明的公共场所，所收藏储备的各种图书是公共财产，广大读者在图书馆求知求学和徜徉知识海洋的同时，需要提高公德意识、强化伦理精神，共同爱护图书、维持秩序、营造爱馆护馆之风气，否则会造成图书馆秩序的混乱、日常管理的漏洞和运行的故障。例如你夹带一本书、他撕下一张插图，你搬走一张桌椅、他弄坏一盏电灯，这样下去图书馆便被糟蹋得不行了。又如，有的师生阅书如痴如醉，养成一种不好的习惯，就是喜欢在上面涂画修改；有的借书只为炫耀或显摆，借去许久的书籍往往不按期交还，耽误别人借阅；甚至还有人用假身份证明等手段，骗取图书馆珍贵图本、画卷、古籍等资料。因此，使用开架式的开放型图书馆还是存在一些隐患的。但并不是说必须要聘用很多的管理人员，天天盯着读者，时时防着偷盗、破坏等行为，主要应靠读者的自觉性和自我管理，相信读者们的综合素质，将图书馆视为自己的“家”，以主人翁的姿态管理图书馆，减少管理维护阅读秩序的工作。所以，可以设置图书馆“自我管理中心”“读者俱乐部”一类的管理机构或服务中心，添聘些“助教式”（作为模范）的师生增加自助式的体验项目，让图书馆的新趋势日臻完善。
（北京高师图书馆）
七、开办图书馆专业势在必行，开设图书馆学科责无旁贷
李大钊论扬道“：凡一种学问，或是一种知识，必于人生有用才是真的学问、真的知识，否则不能说是学问或知识。”按照他的理解与阐释，图书馆学当然是一门值得深研的大学问。所以，李大钊敏锐地看到了现代图书馆和新式教育有密切的关系，和社会教育更有着极大的关联，因而开办图书馆专业、开设图书馆学科势在必行，时不我待。美、日、德等国业已走
在了世界图书馆发展大潮的前列，我国尚处犹豫观望状态。实施图书馆专业教育，其目的与价值在于使图书馆最终成为研究学术、沟通文化、辅佐教育的机关，彻底完成现代化、标准化、自主化的完美转型。民国时期，在政府和教育界人士的共同推动下，“社会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并始有图书馆教育之称谓”，图书馆教育开始萌生，尽管显得步履蹒跚、略显窳陋。鉴于师范类高校是研究教育的（教育教学为其特长，教师培养为其优势）的重镇，所以，李大钊诚恳地希望以北京师范学校为首创，添设图书馆专科或简易的传习所、短训班，培育和造就专门的图书馆人才，充实到各大图书馆，使图书馆管理得以加强、文化层次得以提升，让管理者大都具备现代化的图书馆教育理念及相关知识，能在更为广阔的舞台上施展才华，对未来图书馆教育及学术事业来说善莫大焉。上述主张，不仅仅是李大钊个人的希冀，也符合师范院校在教育层次和结构中的地位与性质，与其办学特点、发展方向是最相宜的。李大钊尝言“：太上创造，其次改造，其次顺应而已矣。”发挥首创精神，大胆创新，视为第一；能够进行改造，善于改良，仅次于前者；最末，则为安时处顺、蹈故袭常。
构建图书馆学科、迈出建设图书学第一步，必定要有创新意识和首创精神。之前，作为工科为主的清华学校拟设图书馆专科，后因经济能力不够而遗憾地没能实现。但这样的尝试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因为其代表了未来图书馆专门教育的趋势。为此，李大钊寄予厚望说“：这是关系中国图书馆前途的事情，也是关系中国教育前途的事情”，以期“索我理想之中华”。
八、结语
“学术为立国之本，图籍乃文化之源。古今中外，未有不注重文学而能蔚成治郅者也。”诚哉斯言！图书馆可谓“内藏千古事，外揽五洲宾”“书中乾坤大，笔下天地宽”，它在国民精神的培育和现代公民的造就上的重要意义与价值，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有人评价李大钊的文章与演讲时这样说道“：他的议论不仅立意高远、高瞻远瞩，而且能够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不管是对黑暗现实的痛恨之情、对光明未来的憧憬之情、对进步力量的热爱之情，莫不发自内心，感人至深。”有人褒奖说“：李大钊深思好学，博通群籍，游学日本，兼通英文。研究政治经济，有声当代，兼治哲史，取证极确。”还有人点评道“：李大钊理论兴趣特别高，乐于宣传新学说。”综观李大钊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上”的这篇演讲辞，它对于如何繁荣和勃兴图书馆事业有着较深的探索和极微的探询。仔细考镜，审慎解读，上述评价可谓相当中肯，亦绝非完全溢美之词，并可从中就其图书馆思想窥探一二。最后，李大钊诚挚地要求和善意地建言：建设现代化图书馆事业刻不容缓，完善现代化图书馆体系迫在眉睫，教育界和图书馆界要遵循教育普及的规律、图书馆发展的进程，使得我国图书馆及其各项事业兴旺发达，为中华民族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最终实现国富民强、文化崛兴的愿景。总之，李大钊考之往古、证之来今、体之身心、验之事故，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为具体代表、以“现场演说与鼓动”方式为契机，深入探寻和综合分析了如何进一步地推进全国图书馆系统的建立、完善与巩固、提高，对当下图书馆事业的改进与发达仍有着较强的教育意义和启发价值。
（作者：施欣，来源：《新世纪图书馆》，2017年第8期，略有删改）